易憲容:土地管理和調控在於界定土地使用權

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31號文),開始從土地收益分配的源頭上對土地調控機制進行標本兼治的戰略部署。該檔案對土地利用規劃和計畫、土地出讓、土地審批、土地徵用、土地收益分配、土地監管、耕地保護、土地管理責任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全方位的規定。有評論指出,該檔案的公布,標誌著我國土地巨觀調控體系的初步構建。
9月5日,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31號文),開始從土地收益分配的源頭上對土地調控機制進行標本兼治的戰略部署。該檔案對土地利用規劃和計畫、土地出讓、土地審批、土地徵用、土地收益分配、土地監管、耕地保護、土地管理責任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全方位的規定。有評論指出,該檔案的公布,標誌著我國土地巨觀調控體系的初步構建。 
無論是遠古,還是現代,土地是萬物之母、萬業之基。如果我們把視界縮小到眼前,縱觀1978年以來中國走上的改革開放之路,土地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所顯現的作用更是一目了然:它是中國農民生長、農業增產的關鍵保障;它是中國城市快速擴張及工業高速發展的重要工具;它是地方政府融資之條件,也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同樣,它也成了社會矛盾和權益糾紛的焦點或導火線。
土地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如此重要,它給社會、企業、民眾帶來的困惑也如此之多,其原因何在?當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現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就在於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結構。在這種土地制度下,當農村土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時,政府壟斷著土地的一級市場,土地也由此介入了整個國民經濟成長的全過程。
政府對土地徵用的低進高出成了各地城市高速發展、工業迅速崛起的根本動力;土地出讓收入成了地方政府巨額財政與公共投資的重要來源;而土地抵押則成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投資的主要融資工具;同時,土地交易非市場化也成了少數人一夜暴富、權貴尋租、民眾與政府關係惡化的重要根源。可以說,31號檔案就是要改變目前國內土地徵用、土地收益分配等一系列的問題。
一般來說,土地的使用價格(如地租)決定於其邊際生產力,土地價值的高低就在於其用途與效率。在土地開發過程中,只有讓土地使用配置到最高價值的土地,其才能提供最高產出。比如,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土地為什麼會快速升值,就在於其用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自然屬性來看,土地是不可再生、不能增長、不可移動的資源,這也成了目前國內房地產開發商推高房價的理由。但是,土地總量可以不變,其使用效率卻可不斷提高,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土地使用效率轉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生存空間的需求由平面變成了立體,特別是通訊技術的提高、軌道交通的改變,從而使可利用的土地不斷擴張。在這個意義上說,土地供應可以認為是無限的。比如,看上去土地最為緊張的日本、韓國、香港等並沒有因土地問題而影響經濟發展。
那么,幅員遼闊的中國土地為什麼會如此緊張?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出讓國有土地來獲得更多的收益。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經營城市,創造政績;另一方面可以創造更多的尋租條件。同時,房地產開發商又儘量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相結合,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獲得土地。這樣,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也就可能藉助土地特性來推高房價,操縱房價,從而導致國內房地產市場的種種矛盾。
為什麼在現有《土地管理法》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部門及其領導及開發商敢於公然違法占地?我想問題的最大根源就在於我們的土地公有制沒有把土地權利界定清楚,政府的權力也沒有受到一定的約束與監督。
因為,名義上土地為國家所有,國家不僅擁有全國土地的所有權,也擁有其使用權、控制權、處置權與索取收益權等種種土地的權能,但在現實生活中,國家的職責與權能只能通過具體的政府組織和個人來行使。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對土地的絕對權力”與“私慾的個人”結合在一起。如果這種組合或運作能夠被有效地監管,那么這種絕對權力的運作就可能在公權力職能的軌道上運行;如果約束監管不力,那么相關人員就會利用這種權力來謀取私利;如果約束監管不力且違法成本很低甚至為零,那么相關人員就一定會肆無忌憚地破壞規則與制度、掠奪他人及國家利益來為自己謀利。
國家對國有土地的種種權能運作只能通過其代理人——地方政府來進行,因此任何土地違法行為肯定與地方政府有關。但是,地方政府為什麼敢於公然違法呢?
這其中有兩大原因:一是因為國家對國有土地擁有絕對權力,有權對土地的各種權能任隨組合與使用。而當地方政府可以代替國家運作這種權力,它不僅可以輕易收回土地的使用權,而且可以改變土地用途並任意出價。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弱勢居民或廣大農民的利益受到掠奪也就合法化了。
二是儘管國家《土地管理法》對國有土地權能的管理與運作有界定及制約,但由於地方政府在改變現有土地用途或重新組合土地使用權的過程中,存在著巨大的利益,再加上這些巨大的利益往往會披上為當地民眾造福或公利之外衣。這樣,地方政府就能對其管轄下的土地儘量重新組合與分割,如各地方所謂的土地儲備中心。既然地方政府對國有土地權能可以進行重新組合,而其中又存在著巨大的利益,加上個人違法成本低,那么地方政府及領導人借之來謀取個人利益也就十分自然了。
還有,隨著國內反貪污腐化的深入,一些政府官員貪污腐化早就不採取以前那些收取現金、財物的方式了,而是採取投資的方式。即通過其親戚或親屬對某些項目的投資。目前中國巨大的城市化運動或造城運動就為一些政府官員提供了“投資”的條件。最近,披露出的官員煤礦投資以及房地產相關的土地問題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