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還記得民國時期的軍閥張作霖吧，這個人是個軍人出身，沒有什麼文化。但是，他非常注重教育，他每次去轄區學校的時候，一定會換上馬褂，然後非常謙卑地對老師說，我是一個文化很低的人，教育方面的東西，我什麼都不懂，下一代要靠你們了。張作霖對教育的尊重不只是表面的，辦教育所需要的錢、地、政策，都是他給的，但是，他從來不干涉教育。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他給大學一個獨立的人格。這點很重要，因為只有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才會有獨立人格的教授，然後才會引導學生學會思辨，並透過思辨這個過程，最後創造出一個獨特的價值觀。還有被稱為“學者軍閥”的吳佩孚，曾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在罵完吳佩孚以後，吳佩孚照樣給北大撥教育經費。透過張作霖和吳佩孚，我們可以看出一個辦好教育的原則，就是給錢但不干預學校事務。正是因為他們給了學校一個獨立的人格，才會有那么多有獨立人格的大師。
以前我們北大的校長、清華的校長多么崇高啊。但是現在呢？哪個大學校長會讓學生髮自內心地尊重？好像沒有。為什麼？因為一個大學校長真正偉大之處在於他獨立的人格，他可以為了學術上的自由跟各種權力作鬥爭。現在的大學校長怎么可能那么“傻”？所以說，對於現在的大學，即使是北大和清華，誰來當校長都無所謂了，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基本差不多，沒什麼區別。
為什麼說我們的大學現在已經失去了人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錢的問題，就是所謂的經費。在我們國家，所有大學的經費基本都是靠政府撥款，而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的，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而且對這個所謂的經費，我們做了一個研究，發現還真是挺複雜的，比方說“211”和“985”是教育部對大學層面的撥款，之後還會具體對什麼國家級重點學科或是科研基地再分學院撥款，再之後還有對精品課工程的專業撥款；然後大學又分成直屬、省屬和市屬的，這裡面又涉及非常複雜的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問題。因此今天的大學校長，就在這個撥款的網裡面，整個人格都被閹割了。所以說，現在的狀況就是什麼事情都歸教育部管，甚至應該由大學頒發的學位證書也是教育部發，這個太可笑了。
香港大學的獨立性是非常完美的。我舉個例子，香港大學的校長鄭耀宗，對一個教授的研究經費說了幾句不好聽的話，大概意思是說，如果你再批評我們特首董建華的話，就要封殺你的這個研究項目。如果說這個事情發生在內地的話，也許算不了什麼，頂多是給你警告，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這件事卻在香港鬧起軒然大波。為什麼？因為香港人認為，一個校長竟然敢幹涉學術的自由與獨立，這是他們無法容忍的。最後，鄭耀宗竟然因為這件事情下台了。所以說，這個在我們內地看來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香港卻導致一個大學校長下台。這就是差距！美國設定終身教授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我告訴你，是為了保護學校的獨立與創作的自由。因為有時候教授的發言會衝擊社會、衝擊當權者，而美國為了保護這些教授獨立的發言權，才搞出這么一個叫做終身教職的系統出來。
我們梳理一下剛才說到的，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邏輯，就是大學的自治跟獨立，孕育出了一個思辨的氛圍和傳統。然後由思辨和實證主義的傳統，形成了價值觀的“無為而為，無塑造而塑造”。我們呢，正是因為缺少了思辨和實證主義這一環，才會出現董藩教授這種奇怪的現象，竟然把個人的一種人生經歷當作一個教條傳輸給學生！記得有一篇文章，是中國人民大學原政治學系主任張鳴寫的，說的是大學的官本位問題。他舉了他們人民大學的一個例子，他說人大分配辦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來分配的，校長的辦公室可以有一個籃球場那么大，但教授的辦公室可能就是一個小格子，還說一個教授的辦公室還不一定有一個科長的辦公室闊氣。而且，我們的高校，現在也都是行政主導，一個小小的科長竟然可以把一個教授管得沒話說。這不只是教授的悲哀，更是我們大學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