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蓋茨給鮑爾默打電話，結果鮑爾默一接到蓋茨的電話就眉飛色舞地談到對自己的近況非常滿意。聽到這些，蓋茨猶豫了，最終沒好意思將請求說出口。蓋茨只是寒暄了兩句，就掛上了電話。過了一會兒，鮑爾默回過味兒來，想想蓋茨不會打電話來只是問問自己過得怎么樣吧。憑藉他對蓋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蓋茨的真正意圖，打回電話過去，直接問道：“你們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這樣，微軟的第一位商務經理鮑爾默走馬上任了。
蓋茨是一位非常重情義的人，鮑爾默說，“蓋茨是對朋友最忠誠的人。”對此，我深有體會。
2003年11月底，在雷德蒙市與蓋茨會面，蓋茨告訴我，“手機會成為移動技術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觸計算終端，不是個人電腦而是手機，所以，我需要你來做這件事。”
2004年1月，我答應了蓋茨的邀請，被調回總部出任微軟全球副總裁，負責微軟移動通信及嵌入式系統在全球的業務。
按照微軟的“導師制文化”，回到總部，我就需要一個mentor(導師)，我找到蓋茨，說希望他能做我的導師。他欣然答應了。有時候在電梯裡遇到，他會叫我去辦公室聊一聊。在這種暢所欲言地互動中，我頗有收穫，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當時，我畢竟是剛從中國調去的“外來人”，當我與總部的那些高管們有一些衝突的時候，蓋茨往往會親自寫郵件溝通，這讓我很是感動。
微軟全球副總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術助理)。蓋茨有次給我寫郵件推薦一位他曾經的ta，因為我覺得這個ta和我正做的移動通信及嵌入式關聯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復他，結果蓋茨又寫了整整3頁郵件再次向我推薦。(對不起，我最終還是沒聘用那人)。
蓋茨總是這樣，對公司做過貢獻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盡力去推薦；但凡有恩於他的人，他也會念此情義，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會不遺餘力地去幫助他們。
那段時間，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們每個月都會有單獨會面。他看問題很深刻，總能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和他聊完天，你會感覺整個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濃厚的中國情節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國組建微軟中國研發集團，並擔任主席。我成了蓋茨了解中國很重要的一個視窗。
蓋茨有很濃厚的中國情結。
我加入微軟後在公司里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對中國十分好奇，問了一些關於政府架構、大學教育方面的問題。有時候他好奇的範圍超過了軟體和技術。
一次他來中國訪問，因為我們安排的細節失誤，使一個會議臨時取消，浪費了兩個小時，當時蓋茨和我、陳永正、張宏江、劉鳳鳴在一起吃著漢堡，他就問我們中國政府的運作，問得最多的是在中國農村里怎么選舉等。
在1990年代初的時候，蓋茨曾經隻身一人跑到北京來。他這幾年每次來中國都和學生有交流，他覺得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他還問我，為什麼中國的學生這么聰明？
他來中國時也和一些中國領導人有交流，他說中國領導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強的。我相信他說的真心話，不是外交辭令，因為對他來說，已沒必要再為了什麼目的說言不由衷的話了。
2006年，國家xx“家訪”比爾·蓋茨的湖邊私人豪宅時，作為微軟中國研發集團掌門人，蓋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兩項最新的技術，其中有一個就是現在很熱門的“物聯網”。
我每次見到蓋茨，他都會欣然接受我給他“洗腦”。比如“xx大”之後，我見到他就專門給他傳達中國xx大的精神。他對中國很感興趣，這能讓他更多地理解中國。
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辦，他很早就買好了門票，到中國來看比賽。2007年我陪同他參加博鰲亞洲論壇期間，他接受了cctv的獨家專訪，主持人問他來中國看奧運會，是希望中國隊贏還是美國隊贏，他回答說，桌球，肯定是中國贏，籃球肯定是美國贏。睿智又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