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培訓機構的話，別說450萬，做到4500萬，風投也未必會瞧得上。你來我這，肯定不是看中我這點盤子，是看中我這個人。教育培訓行業里，學大上市了、學而思上市了、環球上市了、新東方上市了，剩下一大堆幾乎都是破爛。扒拉來扒拉去，也就那一兩家還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所以1億2千萬怎么了，我報4個億又怎樣？只是接受不接受的問題，沒什麼荒謬的。”這是他給自己的理想主義開出的價碼。
鬥士的敵與友
羅永浩的冬粉比他圓滑。大多數冬粉通過現場、微博或視頻圍觀他，大笑喝彩完後，繼續扎進羅永浩所抵抗的規則里生活。他像《讓子彈飛》里的張麻子，身負炸碉樓的期待，但在勝利信號顯著出現前，他很難找到敢於下注的跟隨者。
“在一個誠信的社會中，他一定是以健康陽光、成功創業者的形象被廣泛效仿的人。但當下中國，多數掌握社會財富的人並非老羅這樣的。他是社會上的熊貓。”作為朋友，導演陳曉卿說。對於熊貓對傳統秩序的衝撞，他態度保留。
但羅永浩清楚這恰是自己的王牌。“就我已經走過的人生道路來講，在這個節骨眼上，我繼續說實話，是利益最大化的。”
也因此，他對同行的嫉妒與小動作很敏感，“那幫人表面對著我客客氣氣，我知道他們在飯桌上怎么罵我。要是對手搞小動作讓我窮途末路，我在倒閉前最後一件事一定把我們所有核心的課程拍成‘多機位、加特技的精良大片’，全部免費上線。大家都別想再從裡面賺錢。”因為此，媒體人王小峰把羅永浩稱為“排雷高手”。“老羅前進的道路上布滿地雷,他很怕踩到地雷上。”
因挑戰社會秩序而產生的孤獨感讓他格外珍視找得到的另一群“熊貓”。他與主持人柴靜、出版人張立憲、音樂人周雲蓬、媒體人王小山、作家馮唐、導演陳曉卿、名博王小峰意氣相投，就連生性桀驁的艾未未都讚許羅永浩在生活里講哥們義氣，“吃什麼都香”。
朋友也是羅永浩“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他做公司、去汶川救災、籌備慈善基金、準備出文藝叢書，資源也是這群朋友。他註冊的公司名稱乾脆就叫“老羅和他的朋友們”。剛開公司時，他的創業金律也是從好友馮唐那裡討來的：做事抓大放小；戰略目標明確；能容人。
他對比他更清貧、但更有藝術才華的朋友們有惺惺相惜式的關愛。“我靠，我是超級近人情的。”
2010年5月，羅永浩想為偶像曾軼可錄一張專輯。“曾軼可走上音樂生涯是因為聽twins，老天給了些天分，但我覺得她並不知道自己在乾什麼，遇到一個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去包裝她，拿她的短板去跟別人的長處去拼。我當時看了就很焦慮。”
羅永浩讓自己的媒體圈朋友王小峰牽線，找到曾軼可的經紀公司天娛，聯繫好北京最貴的錄音棚，請來周雲蓬、小河、張瑋瑋等民謠圈高手，為曾軼可錄製唱片。周雲蓬提醒花錢要省，羅輕描淡寫地說找了個土財主贊助此事。
土財主很羞澀，不敢告訴曾軼可自己就是羅永浩本人。
曾軼可來了，卻不喜歡這份禮物，她對這班民謠達人們的編曲提不起興趣。羅小心翼翼地問，那你喜歡什麼？
“她跟我說了一堆，那些在我眼裡都是垃圾。這很正常，你不能逼她，我十八九的時候也聽麥當娜之類的聽得特來勁。即使我是她親爹，我也不應該讓她進錄音棚按我的意願去錄。”羅老師嘆了口氣，他認了。但對小姑娘的喜歡分毫未減，甚至開始仿著偶像學吉他。他專門買了一把木料考究的taylor吉他，因為“軼可用的就是taylor”。
這個理想主義胖子不假思索地把個人趣味滲透進公司：拿著曾軼可的寫真集加正版音樂專輯前來報名上課的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學費優惠。他扔下公司里的事為曾軼可唱片忙活了幾個星期後，偶然聽到員工們聚在牆角抽菸，罵自己“傻逼”。以舌戰成名的羅校長裝作沒聽見，轉身走了。
員工也是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