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後，媽媽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膠包裝的軟飲料喝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么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逼近，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爸爸這段歷史，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沒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聯繫。你為什麼？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文革時期，如何解釋得清楚。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
媽媽其實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為伍，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箇中艱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面。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拚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歷史可鑑。我今天要懺悔的，是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么純潔，花上這么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同來支撐，以物質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以一種機制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量，客觀上是促進革命，充分發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只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只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