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她們身邊度過了成年之後最重要的時光。看著她們實習時起早貪黑、在寒冬大雪的公車站下瑟瑟發抖；看著她們寫論文時殫精竭慮、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一步一步攀爬；看著她們工作後兢兢業業，在偌大的城市裡找到微弱但溫暖的光芒。
我不喜歡那次聚餐，幾個同事評論某行女客戶經理“付出了很多”終於成為了支行副行長。一派煙霧繚繞中，他們讀書時的意氣風發一點點消失殆盡，目光炯炯也被難以掩飾的啤酒肚代替。他們訕笑著，交換著懷疑和嘲弄的眼神說，不知“多”到什麼程度。而只有我悲哀地在心底發出感嘆，不管傳言是真是假，為何男生破格晉升掌聲一片，而女生便要承受流言蜚語和質疑指責。
相比起來，我更欣賞身邊的這些女孩們對校園對職場對生活的態度。她們在“剩女”被津津樂道的世界裡堅持著寧缺毋濫的法則，畢業經年仍然保持著清澈的眼眸；她們在女博士被稱為“第三性”的時代里守護著做學問的純良，對枯燥無味沒有盡頭的學術生活保持著最初的熱情。她們似乎天生具備一種獨特的韌性，在荊棘遍地的大環境裡既不呼天搶地也不固步自封，積極適應著種種殘酷的法則，然後在孤獨又狹窄的夾縫裡倔強地成長著，直至幼弱的蓓蕾終於綻放出幽芳的香氣。
我也不喜歡一個老氣橫秋的同學每每帶著怨氣絮叨：“這個國家壞掉了……”相比起來，我更喜歡陳文茜鄭重其事的坦言：“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匱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幸福。”她並非盲目蔽塞，她只是看到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憂患與安逸，悲劇與歡樂，永遠並存。”
前幾天看書，財經作者吳曉波面對一名大學生對於大學教育的失望與不滿，他說：“辦法其實只有兩個，一是逃離，堅決地逃離；二是抗爭，妥協地抗爭。”他講了自己在復旦大學讀新聞系時，將數千篇新聞稿件肢解分析，一點點學習新聞寫作的方法。因為老師說知識每一秒鐘都在日新月異，所以他將自己關進圖書館，然後一排一排地讀書。從一樓讀到二樓，再從二樓讀到三樓，最後讀到珍本庫。如今他說：“當我走上社會成為一名職業記者的時候，我一點兒也不抱怨我所受的大學教育。到今天，我同樣不抱怨我所在的喧囂時代。我知道我逃無可逃，只能跟自己死磕。”
而我也願意相信，無論酷暑隆冬，無論受難與否，日日都是好日。在我們至短至暫的生命里，希望並非聊勝於無的東西。它是所有生活的庸饒日常。改用廖一梅在《戀愛的犀牛》中的一段話。它是溫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帶著陽光味道的襯衫。它支撐著我們日復一日的夢想。讓如此平凡甚至平庸的我們，升到樸素生活的上空，飛向一種更輝煌和壯麗的人生。
既然逃無可逃，就一起死磕到底。
我想，總會有一條路能帶我們走向最想去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