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斯隆非常熱情，而且慷慨得讓人難以置信，這種慷慨既包括他的時間，也包括他的金錢。在我的研究過程中，無論走到通用汽車公司的哪個角落，總有人會告訴我——常是比較低層的員工，斯隆是如何幫助他們的，並且通常是主動提供幫助。比如，為了使一個工廠經理嚴重燒傷的孩子得到最好的醫治，他是如何放棄了整個聖誕節假期去四處尋找醫院的，而他與那位經理從未曾謀過面。我常常問通用的員工：“如果你陷入嚴重困境，你會找誰相助?”大多數人會立即回答：“當然是艾爾弗雷德·斯隆!”正如他通過制定政策和戰略打造通用汽車一樣，斯隆也同樣通過自己激動人心的個人魅力和值得信任的品格來塑造通用公司。在整個20年代——有的甚至時間更長，那些掌控通用汽車公司大型分部——雪佛蘭、別克及凱迪拉克——的頭頭門全都是各自公司的創始人，而且在將公司出售給通用汽車之前已經把這些大企業打造得非常成功。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比斯隆年長和富有。而斯隆在1916年出售給通用汽車的配件企業當時規模還很些—斯隆藉此進入通用汽車的管理層。這些人全都是通用汽車的大股東，每個人都非常妒忌斯隆擁有的自治權，並對總部的所有“干涉”牢騷滿腹。然而在幾年之內，他們全都成了斯隆的讚賞者和忠心耿耿的團隊成員。
在斯隆所著的《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一書中並不存在普通人。斯隆堅信，對於“職業經理人”而言，管理要靠事實來說話而非人格上的力量。
在《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一書中，斯隆還嚴格地將他個人關心和感興趣的每一件事情排除在外。他深深地捲入政治中——總處於落敗的一方，他積極參加了1937年蘭登的競選活動和1948年杜威的競選活動。他與富蘭克林·羅斯福有著一段長達XX年的愛恨交加的關係。他讚賞羅斯福的影響力，但厭惡羅斯福這個人，並且反對新政。“阿爾·史密斯是一個比羅斯福好得多的人，但羅斯福確實是一位更好的總統。”有一次他這樣對德魯克說，讓德魯克大感驚訝。但是，斯隆在書中惟一提及羅斯福的地方就是，在遙遠的華盛頓，某人拒絕制止密西根州州長弗蘭克·墨菲支持1937年通用汽車公司工會組織的靜坐罷工。而關於新政，書中則一點都沒有提及!當我提出沒有新政和羅斯福的30年代歷史猶如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時，他說：“對我和通用汽車而言，這些都是重要的事件，但它們全是歷史事件，與職業經理人的工作沒有關係。”
同樣，書中也未曾提到斯隆充滿愛心地長期努力的兩項事業：汽車安全和位於弗林特的通用汽車研究所(現為gmi技術公司)。書中只是極為簡短地提到了比他年輕18歲的異母弟弟雷蒙德——斯漏惟一的孩子”。雷蒙德年僅50來歲就過世“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個人不幸”，斯隆曾經這樣說。書中一點也沒有提及，雷蒙德是醫院管理領域的先驅，正是通過他，艾爾弗雷德·斯隆才對醫院管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為斯隆-凱特林研究所的組織工作以及癌症研究的規劃和方向付出不少心血。“這些全都是個人愛好， ”他說，“他們並不屬於一部論述職業經理人的書所要涉及的內容，就像我的妻子收集古董，或者一位財務長系花哨的領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