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持了相當的鎮定和克制，這樣奇特的細節超出了個人經驗所具有的意義，它已經悄悄地產生了屬於文學本身的閱讀魅力，成為屬於人類共同的精神性的東西。
而在那特殊年代裡，兒童們的表現也是作者的一個頗有意思的發現。在遭遇了那夜眾人的窺視後，陳瑞平成了弄堂里指指戳戳的對象。事後對他緊追不放的不是大人，卻正是半懂不懂的孩子，他們追在他身後唱曖昧的童謠。“在任何時候，孩子都是弄堂的真實體現”，“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過的人全部被孩子跟過”，在這裡，弄堂孩子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純潔化身，而成了畸形年代裡饒有意蘊的象徵，懵懂孩童參與了集體的狂歡遊戲，童言無忌，傳遞的卻是複雜的成人世界的險惡。
正因為有了上述這些東西，才使《生逢1966》在褪去小說時代背景等附加符號後，仍能散發璀璨的光華。這些東西，就是歷史中的生命體驗。我正是被它所感動的。也因為有了它，這小說也才真正屬於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