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分配上，提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一條中，毛澤東指出：“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廠，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在國家和職工的關係上，他指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要不斷地保證增加國家的積累，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又要使勞動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國家和農民的關係上，他鑒於蘇聯推行義務交售制把農民挖得很苦，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的做法，主張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要“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適當。”這對於糾正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重積累輕消費的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農民生活具有重大意義。
3、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反對中央集權過多，主張給地方和企業以適當的權力。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對此是不贊成的，他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但毛澤東認為既要反對片面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的傾向，又要反對那種不服從統一指揮而搞絕對獨立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還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有益經驗可供借鑑，“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這裡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注意解決中央和地方關係的過程中，毛澤東已敏銳地察覺到不應該把企業看作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應適當擴大企業的權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論十大關係》講話後不久，他就提出允許企業成為“公開合法的半獨立王國”。這裡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經營權和所有權相分離的重要思想，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外，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的論述中，還朦朧地認識到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過於單一，計畫經濟的統購包銷政策的一些負面效應，影響了生產力的充分發揮，而且給人民生活帶來許多不便，開始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與經濟運行機制有了一些反思。不久，毛澤東就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占優勢的情況下，從當時我國生產力水平低，經濟比較落後這個客觀事實出發，利用個體經濟和某些資本主義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補充，搞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要性，並稱之為“新經濟政策”。這是他企圖突破蘇聯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貴嘗試。在同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會議上，陳雲等同志還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即國有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計畫生產為主體，個體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補充。對市場的作用有進一步認識。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還指出要鼓勵沿海工業的發展以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加速經濟建設以支持國防建設。以上這些思想儘管總體上還未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認識上也有局限性，但它們實際上已經明確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國自己的經濟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突破蘇聯經濟模式，顯露了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一束可貴的思想火花。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在實踐中沒有把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貫徹下去和進一步深入，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重新陷入過去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並且日益僵化。
毛澤東探索有別於蘇聯的經濟模式是在50年代國中期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當時對建設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認識不可能象今天這樣充分和深刻，因而這種探索難免帶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難免有失誤。我們不應過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為探索真理終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貴。無論如何，毛澤東畢竟邁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已成為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為今天新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作了一定的準備。可以說，我們今天經濟建設的成就是站在毛澤東這個歷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們不能忘記毛澤東的艱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