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願屈服於問題，也不會選擇為一點小事赴死，我們都有解決問題的渴望。但是考慮了其他的因素，就意味著其他因素對自己的變相強制，而這種強制我們為什麼要甘願服從呢?如果這種強制帶來的痛苦不大於問題的解決帶來的快樂，那么人們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往往是這種強制帶來的痛苦大於問題的解決帶來的快樂，人們也還是接受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你在變相的被強制的時候，別人也會在和你相處的過程中受到你的變相的強制，既然都會對他人造成強制的威脅，那么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這樣的普遍的強制力呢?但是，如果這個觀點成立，我們是否可以說，人生來就不是自由，或者說人在社會中是不可能自由的。這與西方“人生而自由”的前提假設是嚴重對立的，那些在這種前提假設中構建思想的人是不能拋棄這個假設的。不能拋棄這個假設，那么就只有轉而對自由重新定義了——你不能把一座山從你的左邊移到右邊，但是你自己可以從山的右邊移到山的左邊。
其實約翰·密爾就開始在做這種轉型，他雖然在建立各種制度保障個人的空間，但是他也引入了德行這個因素。這種道德不僅僅是政治參與意義上的道德，更是一種個人境界提升的訴求。到了康德那裡他就明確的說“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兩種最值得敬畏的東西，高舉道德的大旗，這種道德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和本性的基礎之上的，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把這些道德因素與自由結合起來，簡單的說也就是用理性在為自由畫一條道路，並且自己以路標自居，指著那條路對廣大的人類說：“可憐的人啊，走這條路吧，只有這條路是可以通向自由的天堂的。不要猶豫，不要懷疑，你們自己沒有能力通過你們的理性發現它，但是我可以，你們就得聽我的!”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些思想家能通過他們的理性發現那個自由的天國，我懷疑自由的天國不會只有一個。但是專斷的理性不會這么認為的，理性非常自信，甚至自以為是，理性認為它可以完全的認識萬事萬物，理性認為所有的理性都會導向一個唯一正確的目的。這種自信也導致許多的思想家都認為所有人的理性都是一樣的，它有唯一的正確的價值取向，唯一正確的思考出路，凡是會產生衝突的地方都是沒有正確的運用理性——有了這種自信，有了這種底氣，任何問題都可以不是問題了。
首先引入的就是理性的道德，把道德作為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特點，認為人如果不再具備道德就墮落為動物，與禽獸無異了，因此人的自由不應該和道德衝突的，我們的自由行為必須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因為我們是作為人才具備追求自由的資格，如果墮落成動物了就沒有追求自由的資格了。但是我們在看看道德是些什麼樣的東西呢?在西方的語境下，最具權威的說法就是道德來自先驗的理性，即是來自上帝賦予的理性——這個無法證實，也無法辯駁。既然道德的引入，可以構建一個很美好的世界，那么如果說道德是一種知識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道德教育，從而使得德行可以內化為一種行動的方式，即可以待到“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時候，人就以為自己變得自由了。但是我們是否注意到這只是道德給自由畫了一個界限，自由只能在這個小圈裡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