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種種誘因促使“進京指標”不正常嬗變為商品，一個旨在倒賣大學畢業生“進京指標”的半地下灰色市場業已建立，並開始逐步侵蝕北京各大高校。其網路之大，效率之高使得真正辦理“進京指標”的政府機構也黯然失色
5月18日。
下午5：00剛過，人民大學的學生們開始陸續湧向食堂。陸明(化名)手裡捏著一卷報紙，在“水穿石”咖啡廳門前來回徘徊。
差不多10分鐘後，他頓了一頓，終於走了進去。咖啡廳不大，人卻滿滿，其實這並非他理想的隱秘之地。角落裡的一個同樣手拿報紙的男人站了起來，朝他招了招手。兩人互通姓名，對方遞上名片：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客戶經理。
那人提出要看一下陸明的學生證，陸明支吾著遲疑了一下，鏇即揪起胸前紅襯衫上印著的“人民大學”的字樣說：“師兄，我是學生，沒錯的。”
陸明，人大2001級本科生，國際政治專業，轉眼將面臨畢業。而他今天見的這個人，是一位素未謀面的師兄介紹的，那人稱可以幫他搞到一個“進京指標”……
進京指標，如今已成為陸明眼裡解決北京戶口的惟一途徑。到了5月中旬才開始辦這事，在“內行們”看來，已經有些“晚”。
好在，方方面面的市場渠道傳來更為實際的信息，人事局6月中下旬開始審批工作，現在辦還來得及。
而中介們承諾的完成時間僅為15天。
指標灰市的漸變
據一位在高校負責了多年學生分配工作的老師回憶，“進京指標”成為商品，始於1998年。而據本刊調查，上世紀80年代後期，教委逐漸放寬了留京指標政策後，享受“政策保護”的部分國企，就開始有人把當年多餘的一些“進京指標”拿出來用於交易。不過，當時並不能形成市場：價格不定，交易雙方主要靠找關係托人情，一切皆是暗箱操作。
這件事到2000年有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那年，北京市教委有關部門宣布為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用人，放寬5000家高新技術企業“留京單列調控對象”的“留京指標”限制 在北京，現在主管畢業生留京事項的主要是兩個部門：教委和人事局。一個外地生源的學生想留在北京，必須同時擁有各高校(歸教委管)手中的“留京指標”和接收單位(歸人事局管)的“進京指標”；但現在，“留京指標”實際上已經基本失去約束力，只要學生有需求，學校就可以滿足。
而另一邊，人事部門對用人單位的限制卻沒有足夠放開。雖然北京市人事局也相對應公布了69家高新技術企業放寬接收“進京指標”的限制，但卻遠不能消化學校方面突然放開的口子。原本“平衡”的政策出現了傾斜。
很快，手中握有“進京指標”的高新技術企業加入賣家行列，使一度“平穩”的供求狀況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某業內人士語)，大規模市場的形成便基於此，並日趨“正規”。“本科生3萬、碩士生2萬”的叫價也一天天流行起來。至2003年SARS期間，當年高校畢業生遭遇就業荒，指標市場達到鼎盛，曾有“本科生8萬、碩士生5萬”的天價。
灰市內的價格規則
在採訪中，記者從中介那裡了解到，指標最初的定價，均取決於這些企業人力資源部的“頭頭”。“本科生3萬元的定價，是這些人認為是否值得冒險的風險成本。”一位曾經的高新技術企業人事總監對本刊透露，“買賣所得，大部分上繳單位，一部分部門截留，而作為中介，每介紹一人差不多能賺到2000元。”
難道沒有相關部門對此進行查處嗎？
“這么多年，其實沒有人真的來查過，”這位前人事總監說，“如果一定要追查，我們就說這筆錢是他跳槽的契約違約金”。
當然，這3萬元的定價並非囊括所有專業，因畢業生專業不同，價格上會存在很大差價。北京市引進非北京生源本科畢業生緊缺的13個專業里(計算機、機械、建築、汽車、通信工程、網路與信息安全、電力系統及其自動化、道路與橋樑工程、臨床醫學、護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市場行銷、會計專業)，大致適用這個價錢。
體育和藝術類的就非常難辦，因為一般單位很難有需要這類畢業生的理由，所以價格就貴一些。據本刊調查，藝術類畢業生起價就是5萬元。
一般情況下，每年4月底、5月初，市場交易量激增。這個時候，企業人事經理手裡掌握的剩餘指標已然確定，富餘指標便可拿到市場進行交易了。與此同時，在學校里，應屆畢業生在經歷了數輪求職後，對於職場和指標逐漸有了確切認識，也開始“購買戶口”了。
據本刊調查，每年3月，各用人企業向人事局申報指標之初，價錢一般還停留在“本科2.5萬、研究生1.8萬”的水平。但隨著畢業日期的臨近，買賣雙方的意圖日益明晰，賣方的價錢也步步抬高，變成“本科3萬，一分不能少。”
另有一種交易，發生在用人單位之間。當一家無進京指標的用人單位急需引進人才時，學生和用人單位在簽署契約之前就已達成協定，雙方各出一部分錢，由用人單位出面去購買進京指標。此類現象也很是普遍。
潛規則之下
讓陸明羨慕的是周圍那些有“路子”的朋友，因為他們可以跳出普通的遊戲規則，少花錢或是不花錢。
碩士研究生黃敬(化名)的父母認識一位在北京某大型國有企業的領導，經過聯絡，該領導要黃敬直接聯繫該企業人事處一名幹事。根據這名幹事的指示，黃敬呈交了有關證件和相關證明。很快，黃敬得到了通知，手續已經辦妥，她甚至可以在政府網站上查到審批結果。按照囑咐，黃敬帶了8000元“手續費”來到該企業。她記得，那天人事幹事帶她到了財務室，又一次核對了她的名字並讓財務室記好，把錢收下，沒有給任何收據憑證。
黃敬後來果真得到了北京戶口，可以說，她的事辦得“正規而高效”。
後來黃敬又想幫一位同學通過那名幹事再弄一個指標，卻遭到拒絕，原因是這次沒有領導交辦，他不能辦——只有認識的人夠級別，才能拿到8000元的價格。黃敬的另一位朋友就交了3萬元，付款地點是在事先說好汽車牌號的一輛紅色富康上，上車遞上現金，當然也不會拿到任何收據。
條條道路通北京？
隨著辦理進京指標截止日期的日益臨近，陸明發現如果你想要戶口，又不想到市場上去買，還有三條路可走：
第一條，畢業後直接進國家各部委。這些單位人事歸國家人事部直接管理，不受北京市進京指標的數額限制；
第二條，讓自己成為留京單列對象。目前，留京單列對象主要包括北京市引進非北京生源本科畢業生緊缺專業目錄中所涵蓋的13個專業；
第三條，儘快打入中關村的高新技術企業，或是進入“進京指標”相對寬裕的國企，然後跳槽。
然而想進入國家部委那樣的單位，需要的不僅是成績優秀，而且要有相當硬的“路子”；而為防止大學生進入國企後跳槽，早在1986年教委就做出規定，大學畢業生要與接收單位簽訂為期5年的服務契約，有一些院校甚至將契約期限提高到了8年。所以，後者代價也相當昂貴。
在權衡了所有的進京之路的利弊之後，陸明終於下定決心要購買“進京指標”。畢竟，那裡明碼標價，事情相對簡單。
後來，陸明交錢時，上的是一輛白色夏利。-
“指標”的嬗變之路
幾十年來，起源於計畫經濟年代、用來保證北京各重要單位人才的一紙北京戶口的“進京指標”，已經逐漸被賦予了許多其他的意義和價值，並部分地變成商品
文/陳江
“進京指標”的身世幾乎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
在今天，隨便一個“過來人”，講起50年前的往事，“計畫經濟”都是繞不開的字眼。
“進京指標”就出生於那個計畫經濟年代。
緣起半個世紀前的“進京指標”
1955年3月，國家發布關於辦理戶口遷移的聯合通知，通知特別指出“對不安心農業生產，盲目要求遷往城市的農民……應耐心勸止。”而在之後的幾年內，戶籍管理愈發趨向嚴格，阻斷了農村、城市間的人口遷移，此舉保證了農產品的供應，減輕了城市就業、人口壓力，但相應的，人才的遷徙也遭到越來越嚴重的桎梏。
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北京，當時國家機關、單位迫切需要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來充實，而嚴格的戶籍制度卻使大批優秀的非北京生源畢業生被拒之門外。為了改變首都人才的饑渴狀態，“進京指標”政策應運而生。
但精確地說，此時的政策相對於後期成熟的指標而言，還僅僅是一個雛形，一個計委所劃定的畢業生留成比例而已。
按照當時政策的規定，非北京生源的留京工作由多個部門分管。首先，國家計畫部門根據實際需求制定出當年留京的非北京生源比例；之後，教育部門按照比例與畢業生的綜合素質確定具體留京人員，並為每個人派發派遣證；最後，人事部門按需分配，各用人單位根據報到證接受畢業生，並同時為公安部門開具落戶所需的相關證明。各個程式環環相扣，井然有序。
隨著一紙紙報到證的派發，眾多來自北京以外的年輕人便擁有了無數外地人夢寐以求的北京戶口。在當時，按北京工商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任鳳仙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說法，沒有戶口是不可能留下人的，因為與人相關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掛靠在戶口上，沒有戶口本就沒有糧票、沒有油票、沒有其他供應生活必需品的所有票證，也不能辦理與生活相關的所有手續，也就是說，基本上無法生活下去。
如果不靠“進京指標”，非北京人想取得北京戶口也有其他的途徑。比如靠調乾、轉業、結婚等等方式，但相比之下，後面的這幾條路，更為艱難。
一度風流水轉
肇始於70年代末的“進京指標”，曾在其後的10餘年中，自然順暢運轉。特別在當年高校畢業生供不應求的現實情況下，大批北京高校的外地畢業生因此獲益。
今年49歲、就職於方正集團的朱金成就是“進京指標”政策的獲益者。原籍山西榆次的朱金成在1978年恢復高考時考入了北京一所重點院校，但他明白，想要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還必須要爭取在四年後留在北京。
當時，“進京指標”這項計畫性政策的合理之處在於，在北京急需高素質人才的前提下，有效地彌補了戶籍制度的不足，滿足了首都對人才的需求，同時也滿足外地畢業生的願望。用朱金成的話說，“在那時的計畫體制下，這是一個‘三贏’的妙策。”
正是在這種“三贏”的狀況下，朱金成順利地留在了北京。他說：“是這個政策造就了今天的我，否則，我現在可能還窩在老家的窮鄉僻壤里，不可能擁有現在在北京的一切。”
1982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成為社會急於搶到手的稀缺人才。於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的黃艾禾女士曾經回憶當年的盛況：“我們全班31個人，幾乎被各單位一搶而空，除非是學生自己願意回到家鄉，否則都可以在北京找到接收單位。我們那會兒畢業生人數少，進京指標就顯得特別寬鬆。”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清華大學在接待前來“搶人”的單位、機構時，已經把“進京指標”具體化成一個紅色的小卡片，以方便確認具有落戶北京資格的外地畢業生。這也是較早關於“進京指標”的形象記錄。
指標商品化背後的政策誤區
“剛恢復高考後的畢業生一年只有幾千人，現在一年就300多萬人，怎么還能以曾經的眼光看待現在的問題呢？”任鳳仙這樣強調著今非昔比的現實。
當計畫經濟時代漸行漸遠，曾經帶給很多人幸福與曙光的“進京指標”政策開始凸現出與時代的格格不入。“進京指標”政策到了必須面對時代拷問的時候。
幾個月來，北京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任占忠一直在進行題目為《大學畢業生就業的若干突出問題》的課題調研。根據目前他調查得到的結果，如今在大學生尤其是外地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根本上還是與整個社會對人才的供求關係有關。按照他的說法，雖然北京地區經過多年快速的經濟發展，工作崗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快速增長的，但卻快不過畢業生數量的增長。由於北京本地生源的充足，客觀上對於非北京生源留在北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壓力，也就是說，本來就有戶口的北京學生越來越多，已經使得非北京生源的學生面臨的競爭愈加激烈。
對於日趨緊俏的“進京指標”，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委官員指出，人事部門應反思相關政策的制定。他說，目前意義上的所謂留京指標、進京指標是在90年之後才出現的 近幾年教委制定的留京指標政策日趨放開，而北京市人事局的“進京指標”卻相對稀少，致使目前把持大學畢業生進京政策主導地位的其實已經是北京市人事局，而政策的傾斜和不對稱在客觀上也給指標商品化提供了可能。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這位官員強調。“80年代，非北京生源畢業生留京落戶問題是三家共管，而1983年計委退出這項工作後，教委與人事局開始實行雙頭管理。雖然在2000年國家有一個檔案，要求各地方一個問題必須由一個部門主管，但是北京市有關大學生畢業工作的主管問題卻遲遲沒有明確。”
據介紹，早在1995年前後，全國各省市紛紛廢除了大學生畢業工作的雙頭管理模式，有六七個省份由人事部門主導，其他省份則由教育部門主導，只有北京至今仍然沿用“雙頭管理”的模式。據這位官員講，教委按照每年新生增加比例以及其他因素制定每年的留京百分比，目前這個數字是非北京生源總數的20%～30%，而像高新技術企業、教育系統、公務員、軍隊、北京遠郊地區、國家重點項目等用人都是計畫單列的，也就是不占用留京指標的。
“這樣算下來，每年教委下發的‘留京指標’都是非常寬鬆的，根本不存在出現買賣的可能，‘黑市’上緊俏的是北京人事局每年16000個左右的‘進京指標’。”這位官員告訴本刊，“這涉及大學畢業生工作主導權的問題，也是體制改革中權利再分配問題，這些事情大家其實都是心知肚明的。”
在這種背景下，幾年之內，一紙“進京指標”在黑市已經從幾千元被炒到最高5萬元。（王剛、陳江）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