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有兩輛紡車，一輛新的，一輛舊的，那輛新的與我有關。
媽媽的紡車與當年南泥灣的紡車不同，它不是紡棉花的，而是紡“草”的，紡出來的是草繩。
媽媽的紡車是我們小時候一家人的希望，一家人的生活就在媽媽紡車的“滋滋”聲中流淌著、延展著，在媽媽纏著膠布的指縫裡艱難地推進著，終於，紡車的“滋滋”聲伴隨著我們長大了。
我們對媽媽的紡車念念不忘，因為那是我們艱苦生活、艱澀童年的唯一希望。
我們兄妹幾個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而“有幸”趕上了千載難逢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算是那個年代的小小見證人。“文革”的年代是顛狂的年代、破壞的年代、禁錮的年代、人性幾乎被完全摧毀的年代，“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打倒ｘｘｘ”、“狠割資本主義尾巴”、“鬥私批修”、“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那個年代的獨有語彙，我們一家人也與全國人民一樣對這些政治氣味濃厚的詞兒耳熟能詳且倒背如流，就算是傻子也能記住幾句，因為每家每戶的大門頂上都用紅彤彤的筆寫滿了振聾發聵的類似語錄，“語錄滿天飛”是一道獨特風景；每家每戶的院牆外面也都被各派別的闖將們刷滿了火藥味十足的標語，貼滿了驚心動魄的大字報，無論高矮、長短、新舊，所有的院牆都成了人們窩裡鬥的戰場，走出了家就進了階級鬥爭的圍城，急著想出來想進去的人都被折騰得神經出了毛病，一些神經尚勉強正常的普通百姓則知道“革命”幹得再歡也不能頂飯吃，吃上飯、吃飽飯的問題仍然是最現實、最實際的事兒，縱然嘴上不說、當然也不敢說但心裡時刻都在想著、惦記著、琢磨著，想方設法在那密不透風的階級鬥爭的鐵桶上尋找著哪怕一絲兒縫隙，媽媽的紡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
也不知是從何時起，媽媽得到了一個訊息：用玉米棒子的皮兒紡成細繩可以賣錢！由於舅舅做著一手不錯的木工活，他就成了媽媽打造紡車的“方便之門”，兄妹倆共同努力，媽媽的第一輛紡車悄悄做好了：它有兩個十字交叉的輪子，中間用四根木棍連線著，套在一根用細鐵棍做成的軸上，輪子繞著鐵軸轉，延伸出來的鐵軸訂在一根粗木樁里，粗木樁又被楔在墩實的丁字形底座上。等到我發育到眼睛裡看到了這輛紡車的時候，它已經有些油漬麻花，黑乎乎的了，因為要讓它轉得滑溜就得給車軸上油，這說明在我記事以前，它已經為我家做了很多貢獻了。媽媽說，最開始紡草繩的時候基本上等同於“間諜行動”，一切都得避開“陽光”，都得轉入地下，因為一條條被割得血肉模糊的資本主義尾巴還在滴著血呢，誰能不怕？不想被割就得想辦法。於是，媽媽選擇夜深人靜的時候行動，把家裡最暗的煤油燈點上，再用布把窗戶死死蒙住，媽媽在微弱燈光的陪伴下開始紡草繩了，天快亮的時候自然要把所有的痕跡都消滅掉：把紡車包上破布藏到雜物堆下，把已從紡車上纏繞到線框子上的草繩放到炕頭的褥子下面炕著，因為紡好的草繩必須立馬晾乾，否則就會發霉，雖然我家有一個陽光明媚的天井但絕不能曬在天井裡，那與直接告訴人家“這兒有資本主義尾巴”沒什麼兩樣，實屬“找死”行為。通常是兩三個月或半年左右的時間就會有人“隨風潛入夜”，在月黑風高的時候來敲門，媽媽躡手躡腳地把來人引進來，把用布包好的草繩稱了重交給人家，一般是五六角錢一斤，紡得最均勻、顏色最白的草繩最好的時候可賣到八角錢一斤，媽媽每次都能賣個一二十塊錢或更多，這是那個時候我們家的重要經濟來源。媽媽紡的草繩基本上是最好的，別人賣五角的時候她能賣六角，別人賣七角的時候她能賣八角，因為她做起活來仔細、講究，做不好拿不出手，天生就是個“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兒。
或許是多數人對生存不易的深刻體驗促成了這件事情的存在，反正於躲躲藏藏之中媽媽還是把“紡繩”一直堅持了下來。七十年代後期社會大氣候有了變化，紡草繩也逐漸由地下轉成了地上，由黑夜轉成了白天，由一個人偷偷地紡變成了家庭主婦們湊在一起作著伴、說著話、聊著天一起紡，草繩的種類也有了發展，不但要紡白色草繩，還要紡彩色草繩，聽說這些花花綠綠的草繩都被外鄉人收了去編成了筐子、籃子、背包、手提包等換成了更多的錢。媽媽賺的雖然是小錢，但畢竟讓我們一成不變、毫無色彩的生活有了些許漣漪、些許盼頭。白草繩是由用硫磺熏白的玉米棒皮兒紡成的，彩色草繩是由用顏料染成各種顏色的玉米棒皮兒紡成的，玉米棒皮兒是“紡繩”的基本原料自然成為媽媽眼中的最愛。為了能多攢一點玉米皮兒，每次生產隊分下來玉米纓纓，媽媽都要把捆成扎的玉米纓纓一個個拆開來、一片片撕下來，所有能用的玉米皮兒都被媽媽一片不落地揀了出來，這看似不起眼不值錢的玉米皮兒在媽媽的眼裡就是我們身上穿的衣服、桌上吃的飯菜、書包里的書本，我們兄妹四人能夠長大成人，相當程度上得歸功於媽媽的紡車。
※本文作者：梅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