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輛與我有關的新紡車，是媽媽認為我這個女兒已經到了該為家庭分憂解難、該做些活計的年齡了，算是特意為我做的吧。也就是十來歲吧，我就有了自己專用的勞動工具，想一想也夠牛的了。
讓媽媽感到高興的是，我樂哈哈地接受了這輛新紡車，樂哈哈地擔起了該擔的責任，從此寫作業、紡草繩成為我童年生活中的兩項中心工作，我哪個方面都沒耽誤，屬於“又紅又專”型；而讓媽媽倍感驚訝的是，我還是一個學習能力很強的“學生”，沒過兩天就能夠熟練地紡草繩了；我同時還是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學生”，沒過多久媽媽就在“嘖、嘖、嘖”的稱讚聲中明白了何謂“英雄出少年”：我可以不停紡車，在紡車一直轉動的過程中就把玉米皮兒給續上了，而媽媽做不到這一點，她必須得把紡車停下來才能夠續上玉米皮兒；我可以用大拇指把玉米皮頂成兩三毫米寬的絲兒不停頓地直接續皮兒，而媽媽則不會，她得用牙咬著玉米皮、用手撕成條並停下車來續皮兒，所以媽媽嘴裡的幾顆牙吃什麼都泛酸，就是那個時候咬玉米皮兒落下的毛病；我手上的動作快且利索，紡車飛速地鏇轉，一袋子玉米皮兒一會的功夫就紡沒了，同樣時間我乾出來的活總比別人多，媽媽常說我一個人能頂她兩個。由此發展而來，我還織得了一手漂亮的毛線活，每當媽媽看到我邊看電視邊飛快地織著毛衣，她就會嘖嘖地稱道：“你看看，你看看，動作那么快！俺兩隻眼睛盯著針都能扎錯了地方！像你的父親，做事兒有竅門兒，手腳麻利。”
我們長大後媽媽就不再紡草繩了，她把兩輛紡車像文物一樣收藏了起來。但“紡繩”在別的媽媽們的手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開放後我們那裡還出了好幾個專門做“紡繩”、草編的鄉、村，聽說生意都做到國外去了，還賺回了不少外匯。“發展是硬道理”嘛，“文革”的時候人們都沒忘了求“發展”，現在就更得要大發展了。
※本文作者：梅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