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或許可以把袁中郎
稱作享樂主義者，不過他所提倡的樂，乃是合乎生命之自然的樂趣，體現生命之質量和濃度的快樂。在他看來，為了這樣的享樂，付出什麼代價也是值得的，甚至這代價也成了一種快樂。
有兩段話，極能顯出他的個性的光彩。
在一處他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尤其是得之自然的趣。他舉出童子的無往而非趣，山林之人的自在度日，愚不肖的率心而行，作為這種趣的例子。然後寫道：“自以為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憑真性情生活是趣，因此曹到全世界的反對又是趣，從這趣中更見出了怎樣真的性情！
另一處談到人生真樂有五，原文太精彩，不忍割愛，照抄如下：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帳，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閒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盪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前四種快活，氣象已屬不凡，誰知他筆鋒一轉，說享盡人生快樂以後，一敗塗地，淪為乞丐，又是一種快活！中郎文中多這類飛來之筆，出其不意，又順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終視作幸福的標誌，其實經不起推敲。若從人生終結看，善不善終都是死，都無幸福可言，若從人生過程看，一個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過，不管善不善終，都稱得上幸福了。對於一個洋溢著生命熱情的人來說，幸福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究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極而言之，樂極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從來不曾樂過，一輩子穩穩噹噹，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場。 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麼事都興致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嘆“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讀書讀到會處，便“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扎克小說里的於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此只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
一面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面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並列為四，稱作適世。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有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用中郎自己的話，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 明末知識分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步出世。況且人只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位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他批語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淇敢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川”，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鍊氣“，釋子以“以寂滅為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更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么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裡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擔心吊膽，頻頻查看。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麼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這么一想就寬心了。
※本文作者：周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