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詩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個層次。前十四句，先從董卓之亂寫起。這是詩人蒙難的歷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這三四年的動亂情況，詩中所寫，均有史可證。“斬截無孑遺”以下八句，寫出了以董卓為首的一群窮凶極惡的豺狼所進行的野蠻屠殺與瘋狂掠奪。據《三國志·董卓傳》記載：“(董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城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詩中所寫的卓眾東下，殺人如麻，以至積屍盈野、白骨相撐以及“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的慘象，是這場浩劫的實錄。“載婦女”三字，把詩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將李傕、郭氾大掠陳留、潁川諸縣，他們的部隊中又雜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時被擄的。“所略有萬計”以下十六句，細述詩人在俘虜營中的生活。這些成千上萬的俘虜，賊兵不讓他們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間碰在一起，也不敢說一句話。稍不留意，就會遭到一頓臭罵和毒打。他們日夜號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於是詩人含著滿腔的悲憤，只好呼天而問。“彼蒼者”兩句，將途中之苦總括收住。這一大段最精彩的藝術描寫，是賊兵辱罵俘虜的幾句話，口吻畢肖，活畫出賊兵一副猙獰的嘴臉。
“邊荒與華異”以下四十句為第二大段，主要描寫在邊地思念骨肉之親的痛苦及迎歸別子時不忍棄子、去留兩難的悲憤。“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兩句，高度概括了詩人被擄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處，僅用“少義理”三字概括，“以少總多”，暗含著她被侮辱被蹂躪的無數傷心事。“處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風”，略言邊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嘆。詩人通過居處環境的描寫，以景襯情，以無窮無盡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風”，來烘托出無窮已的哀嘆，增強了酸楚的悲劇氣氛。有的注家認為蔡琰被掠後所居之地在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附近)，這是不確切的。暫居在河東平陽的，是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賢王所居之地。譚其驤先生考證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一帶)，較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東平陽焉能稱作“邊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從外來”以下六句，敘述引領望歸和急盼家人訊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瀾起伏。客從外來，聞之高興；迎問訊息，方知不是同鄉，也不是為迎己而來，希望轉為失望。“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兩句，詩的意脈忽又轉折，平時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實現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鄉必須丟棄兩個兒子，可能一別永無再見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拋棄自己的兒子呢？詩人於是陷入痛苦與矛盾之中。“別子”的一段藝術描寫，感情真摯，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為動人。兒子勸母親留下的幾句話，句句刺痛了母親的心。清人張玉谷評“天屬綴人心”以下十六句詩說：“夫琰既失身，不忍別者豈止於子。子則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覆詳言之。己之不忍別子說不盡，妙介入子之不忍別己，對面寫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別愈顯矣，最為文章妙訣。”(《古詩賞析》卷六)此言頗為精到。兒子的幾句質問，使詩人五內俱焚，恍惚若痴，號泣撫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兩難中，突現了抒情主人公的複雜矛盾心情。“兼有同時輩”以下八句，插敘同輩送別的哀痛，“同時輩”應指與蔡琰一起被擄，同時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應多為婦人女子。她們羨慕蔡琰能返回故鄉，哀嘆自己的命運，故號啕痛哭。作者描繪出馬不肯行、車不轉轍、連觀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無不?[欷流涕的場面。不言而喻，當事者的痛苦，要甚於旁觀者十倍、百倍。此種襯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詩人悲痛欲絕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