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方法是卡多佐最後提到但花費筆墨最多的方法。在卡多佐的觀念中，前三種方法在法官裁判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就需要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卡多佐引入了社會正義的力量，即一種社會需求、社會目標，具體來說可以歸結為“社會的福利”，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學方法。卡多佐解釋了社會福利的概念，他認為社會福利是一個很寬泛的術語，有的時候是指宗教、倫理或社會正義感的要求，以及堅守這種信條和體系，或者人們心靈中固有的觀念而帶來的良好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等收益，有的時候指一種集體的善和為人們所接受的社會公共政策。法律的終極原因是社會福利，“在這些確定了的界限之內，在選擇的活動範圍之內，最後的選擇原則對法官與對立法者是一樣的，這就是適合目的地原則。‘目的就是內在的生活和被掩蓋的靈魂，但它卻是一切權力的源泉。’”任何一個規則都要達到這個目的才能證明其永久存在的合理性。
在上述四種方法中，在某個具體案件中那種力量將起到主導作用，卡多佐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將因此得以推進或損害的諸多社會利益的相對重要性或相對價值。最基本的社會利益之一就是法律應當統一併且無偏私。在法院的活動中，一定不能有偏見或者偏好，一定不能有專斷任性或者間歇不定。因此，在這裡主要應當是遵循先例。這裡應當有對稱的發展，當歷史或習慣是影響現成規則的推動力或主要推動力時，要與歷史或習慣保持一致，而當邏輯或哲學是推動力時，就要與邏輯或哲學保持一致。
也許卡多佐的結論與中國的司法實踐和社會文化背景並不相符，但是在其論證過程中對法律的理解、方法論的運用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已經彰顯了一代大法官的心胸和視野。希望卡多佐大法官這種面對現實的司法經驗和智慧能給我們一些啟示，讓一個更加專業化的司法界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產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