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滅火器
適用範圍
適用於撲救一般B類火災，如油製品、油脂等火災，也可適用於A類火災，但不能撲救B類火災中的水溶性可燃、易燃液體的火災，如醇、酯、醚、酮等物質火災;也不能撲救帶電設備及C類和D類火災。
使用方法： 可手提筒體上部的提環，迅速奔赴火場。這時應注意不得使滅火器過分傾斜，更不可橫拿或顛倒，以免兩種藥劑混合而提前噴出。當距離著火點10米左右，即可將筒體顛倒過來，一隻手緊握提環，另一隻手扶住筒體的底圈，將射流對準燃燒物。在撲救可燃液體火災時，如已呈流淌狀燃燒，則將泡沫由遠而近噴射，使泡沫完全覆蓋在燃燒液面上;如在容器內燃燒，應將泡沫射向容器的內壁，使泡沫沿著內壁流淌，逐步覆蓋著火液面。切忌直接對準液面噴射，以免由於射流的衝擊，反而將燃燒的液體衝散或衝出容器，擴大燃燒範圍。在撲救固體物質火災時，應將射流對準燃燒最猛烈處。滅火時隨著有效噴射距離的縮短，使用者應逐漸向燃燒區靠近，並始終將泡沫噴在燃燒物上，直到撲滅。使用時，滅火器應始終保持倒置狀態，否則會中斷噴射。(手提式)泡沫滅火器存放應選擇乾燥、陰涼、通風並取用方便之處，不可靠近高溫或可能受到曝曬的地方，以防止碳酸分解而失效;冬季要採取防凍措施，以防止凍結;並應經常擦除灰塵、疏通噴嘴，使之保持通暢。
面對防範和治理火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和史家，則一向十分看重。 春秋早期在齊國任宰相，並使齊國富強起來，一躍成為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的政治家管仲，他就把消防作為關係國家貧富的五件大事之一，提出了“修火憲”的主張。春秋晚期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所作的《春秋》及其後世門人所撰的《左傳》，記載了火災23次，數量之多，居所記各類災害的前列，開了國史記載火災的先河。尤其難得的是對宋國、鄭國和魯國防範和治理火災所採取的消防措施予以詳加記述，並突出以人為本的思想。這此，都反應了儒家對防範和治理火災的重視。 戰國時的思想家墨子，是墨家的創始人，他注重實踐，在《墨子》一書中，不僅包含著力學、光學、聲學許多科學原理，而且在防範和治理火災方面，也有許多獨到的主張。他在《備城門》、《雜守》、《迎敵詞》等篇中提出許多防火技術措施，既在設定、建造的具體要求，又有明確的數字規定，可以認為，這是我國早期消防技術規範的萌芽。 黃帝時代的《李經》，是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典。到戰國時的法家李悝，集各國法之大成，著成《法經》，已經把防範和治理火災的內容列入“法”的條文。《法經》雖然全文已佚，僅存六篇目錄，但這一點則可從以《法經》為藍本的後世成文法典《唐律疏議》中得到證明。 我們祖先在同火災作鬥爭的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種經驗的科學概括最早見於《周易》：“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東漢史學家荀悅在《申鑒。雜言》中進一步明確提出：“防為上，救次之，誡為下”的“防患於未然“的思想。
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迄今四千多年來，歷代王朝都把防範和治理火災的消防工作列為國家管理公眾事務的一項重要內容，並建立了相應的管理體制。在封建社會，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皇帝，直接過問消防治理，並發布相關的詔書，在發生重大火災時採取“素服、避殿、撤樂、減膳”等措施，甚至下“罪已詔”以自責，進行“反省”、“修德”，並廣開言路，片聽臣下的批評和建議。 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夏四月，漢高祖的陵寢發生火災，漢武帝當即脫下“龍袍”，穿了五天白色的冠服，反映他對火災心有恐懼，採取了一種虔誠的自我的遣責任的第一道“罪已詔”。以後歷史王朝的皇帝，繼承這一做法。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皇宮三大殿發生火災後，明成祖在“罪已詔”中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對治國安民的十二個方面進行深刻反省。清乾隆皇帝弘曆有關炎災的“上渝”，僅《中國火災大典》收錄的就達54次，為歷代皇帝之最。在嘉慶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宮不慎失火，此時弘曆已87歲高齡，身居太上皇位，但他仍承擔了主要責任，在“罪已詔”中說“皆聯之過，非皇帝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