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的《詩經》中就記載有我國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人們植樹的情況;如《定之方中》就寫有“樹之榛粟，椅桐梓漆。”說的是衛文公徒居楚丘，始建城市，打造宮室，就種有榛、粟、椅、桐、梓、漆。那時人們植樹既是美化環境，更是使用方便。當時在黃河流域規模較大的果園裡有種桃、李、棗等果樹的，也有植桑樹的。先人把桑與梓栽在牆旁宅邊，以供養蠶，維持生活;並作為遺產留給子孫，促進了當時桑業的發展。《魏風·十畝之間》記道：“十畝之間兮，桑者閒兮兮，行與子還兮……”因此，後人對這些樹看得很重要，至今人們還常用桑梓來比喻自己的故鄉。後魏《齊民要術》記載三國時一個叫李衡的人，在五陵郡龍陽蓋了所住房，種千棵柑橘，臨終前告訴兒子：“我家鄉的住宅有千頭‘木奴’，不向你要吃、要穿，每年只納一匹絹的稅，而它們生產的東西就夠你用的了。”他兒子後來每年果然收益不少。
古人勤於植樹，樹木造福於古人。因而激發了歷代文人墨客的詩意，他們常對喜愛的樹題詩吟詠。如東晉陶淵明不久喜菊蘭，還愛植柳。他歸隱後就專門在房前種了五棵柳樹，自號“五柳先生”;他愛柳、植柳的傳世詩有“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縈縈窗下蘭，密密堂前柳。”等。
唐代詩人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都喜歡植樹。杜甫雖嗜酒，但更愛桃、竹，他住處附近的景色是“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平生憩息地，必種數桿竹。”據史料，他因戰亂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時，向駐地熟人要桃樹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就是生動寫照。素有“柳痴”稱呼的柳宗元，他被貶柳州刺史後，在柳江沿岸種了很多柳樹，故有“柳州柳刺史，種樹柳江邊”的說法。他不僅植柳，還帶頭“手種黃柑二百株”，歷行“列樹表道”“庇蔭行旅”的環保美化策略和綠化方針。他的《種柳戲題詩》留有美譽，他的散文《種樹郭橐駝傳》對指導植樹有較高的科學價值，白居易在任忠州刺史時，常把植樹造林當大事與發展遠景來實施，他詩詠道：但願“紅者霞艷艷，白者雪皚皚;游蜂逐不去，好鳥亦來棲。”他常偕部屬與百姓一道揮鋤、培土、修渠、灌溉;為世人留下佳話。
宋代詩人蘇東坡在杭州任職期間，曾主持築起至今聞名的西湖長堤——蘇堤，“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使西湖平添了“東風二月蘇堤路，樹樹桃花間柳花”的美妙景象。他謫居黃州後，在南門外築東坡雪堂，並在它周圍種滿竹、棗、栗以及黃桑、細柳等樹木，並寫有“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麻三百尺”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