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遠達，字默深，湖南邵陽，清朝軍事思想家和戰略家。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到慘敗以後，不少愛國志士開始尋求革散鼎新、富國強兵的道路。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過對資本主義列強的認真研究，破天荒地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並對如何加強軍隊建設和實行戰略防禦，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他不僅是著名的愛國主義者，而且是對近代中國軍事的發展變化具有重大影響的軍事思想家和戰略家。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魏源出生在湖南邵陽一個地主家庭。7歲上私塾讀書。10歲那年，家庭園遭受嚴重災荒而破落，從此過著缺米少柴的日子。他從小好讀歷史書籍，注意研究歷代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15歲時考中秀才。1814年(嘉慶十五年)，隨其父來到京城，靠教書謀生，向今文學大師劉逢祿等學習公羊學。就在這時，他結識了進步思想家龔自珍，由於志趣相投，很快成為摯友。他們摒棄煩瑣考據的學風，勇於面對現實，切磋“經世致用”之學，慷慨議論時弊，探索挽救腐敗的封建統治，實現富國強兵的良法，以衝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兩年後，魏源回到南方，在長沙等地教書。1822年(道光二年)進京應順天鄉試，考上舉人。次年，在駐古北口的直隸提督楊芳家當教師，開始研究古今邊疆防務和西北地理，關心邊邊陲的安危。1825年，應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的聘請，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匯集了清朝開國以來有關政治、社會和思想方面的論文。這部著作，貫徹了經世致用思想，對後人產生不小的影響。他在代賀長齡所作的《皇朝經世文編敘》中，表明了他反對復古泥古，主張重視現實、變革舊制的思想和歷史進化觀點。因為他輕視長期以來流行於封建士大夫中間的那種脫離實際、煩瑣空疏的學風，思想又比較激進，因而從1826年以後三次進京考進士，都名落孫山。由於進不了封建官場，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充當地方督撫的幕僚，從事學術著述，併兼作鹽商。
1829年，魏源在北京出錢捐了個內閣中書舍人，即在內閣中掌寫機密文書的小官吏，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條件，如饑似渴地閱讀史館秘閣所藏的官書和士大夫的私人著作，為他以後著書立說創造了條件。1830年，他隨楊芳至嘉峪關，考察西北的地理和邊防情況，對於西北的防務更加關心。1831年，因父喪南歸，不久移居南京，先後協助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籌劃漕運、鹽政，水利等改革，強調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必須改革舊制，才能興利除弊。當時鴉片走私日益嚴重，他和林則徐一樣，堅決主張實行嚴禁。在1831年寫的《江南呤》一詩中，深刻地揭露了鴉片的嚴重危害，指出如不實行嚴禁，將出現海疆失守，財富耗竭的嚴重局面。1837年，因販鹽獲利，遷居揚州。
1840年，英國悍然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魏源毅然以振國威、安邊疆為己任，投身民族自衛戰爭。同年10月，當他聽到英國炮兵上尉安突德在浙江定海附近測繪地圖時被當地民眾抓獲的訊息後，立即趕往寧波知府衙門審訊戰俘。他根據安突德的口供，並參考其它書籍，於1841年寫成《英吉利小記》一文，介紹了英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等概況和侵華意圖，揭露了英國貪婪狡猾的本性，提醒人們重視研究英國的國情，軍情，認真對付侵略者。當他獲悉清軍在廣東前線戰敗的訊息後，通過寫詩；憤怒斥黌琦善、奕山之流昏庸無能，畏敵如虎，開門揖盜，屆膝求和的可恥行徑。並用“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的詩句，滿懷激情地歌頌三元里人民英勇抗敵的壯舉，表現出愛憎分明的態度。就在這一年，他投身於主持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裕謙的幕府，參與籌劃浙江前線的抗英鬥爭，親赴定海前線查看防務，提出了誘敵深入內河加以圍殲的方針。因這一建議未被採納，加上清廷和戰不定，妥協派昏庸誤國，林則徐等抵抗派蒙冤受屈，使他深為不滿，便憤而辭職，回到揚州家中，以筆代矛，發奮著書，探索抗敵御梅良策。
1841年8月，魏源聽說被道光帝發配伊犁充軍的林則徐路過鎮江，便立即趕去迎接。摯友相見，促膝長談，議論救國大計。林則徐把他在廣州編輯的《四洲志》交給魏源，希望他廣泛收集資料，編寫《海國圖志》，以便國人了解“夷情”，制訂抗敵禦侮良策。魏源欣然答應，表示決不辜負林則徐的期望。從此，他專心致志，廢寢忘食，埋頭寫作。1842年8月，正當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時，魏源把過去積累的資料整理彙編，寫出了約40萬字的《聖武記》。後來，在1844年和1846年又作了兩次修訂，使該書的內容更加充實。《聖武記》共分14卷，前10卷用紀事本末體例歷述了從愛新覺羅氏的崛起一直到道光年間的對內對外戰爭，企圖通過宣揚清朝前期的武功，歌頌國家統一，激勵統治階級和廣大愛國志士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振興武備，抵抗外來侵略。他還在各卷末尾用“臣源曰”的形式，表述自己關於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張。後4卷則用專題形式，夾敘夾議，比較集中地闡發了他的軍事思想。
他對清軍的腐敗落後感觸很深，在《聖武記》中，對加強軍隊建設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他針對清軍老弱太多、虛額太多和薪餉太低的現狀，建議大刀闊斧地裁減冗員，杜絕虛報冒領，適當改善士兵生活，通過精選、優養、勤練，切實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承襲古代兵家思想，建議各省編練一支由4000至6000人組成的，能夠衝鋒陷陣的“選鋒”部隊，作為其它軍隊的榜樣，藉以振奮軍威。他用“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的名言佳句，對軍隊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作了辯證的解釋，精闢地闡明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建軍思想。
他對清軍將領的腐敗無能深惡痛絕，強調指出“兵無強弱，強弱在將”，有了智勇雙全的將領，“就能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聖武記》下冊，弟544頁)把整個部隊帶動起來。他反對那些趾高氣揚、庸碌無能和浮滑取巧的紈挎子弟充當統兵將領，主張從部隊中考核選拔那些技精膽壯，奉公守法、善於管理部隊和懂得用兵韜略的人，分別擔任初級、中級和高級指揮官，藉以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主張將帥要多讀兵書，並對“紙上談兵”作了新的解釋。他說：人們動不動就飢笑研讀兵書的人為“紙上談兵”，殊不知紙上的工夫有深淺之分，如能掌握學習要領，對前人的用兵韜略領會其精神實質，做到融會貫通，那末，遇到戰爭，就會靈活運用，使“紙上”之功變為“馬上”之功。
對於部隊訓練，也提出了許多改進意見；他針對清軍水師巡洋會哨徒有虛名的弊病，創造性地提出由水師保護海上運糧，使訓練與護航結合，通過險風惡浪的考驗，不斷改進戰船的質量，提高官兵的作戰技藝。他十分推崇戚繼光嚴格治軍的思想，闡明紀律是爭取戰爭勝利的重要保證。他批評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對不戰而逃的將領未予嚴懲，以致兵不用命。認為軍隊如果沒有嚴明的紀律，即使有了堅船利炮，也會因不能令行禁止而無法戰勝敵人。
對於如何進行反侵略戰爭，在《聖武記》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意見。他強調要研究敵人，了解敵情；購買外國的船炮，改變清軍武器裝備的落後狀況；實行以守為戰，扼吭拊背，奇正結合的戰略戰術．力爭殲敵於內河之中。對於城市防禦作戰，他用樸素的辯證觀點指出：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聖武記》下冊，第525頁)意即只有熟知敵方的攻城戰法，才能有效地搞好城市防禦工作。他強調實行全民防禦，統一指揮，提出應在城外要地分扎部隊牽制敵人，派出遊騎斷敵糧道，派出伏兵擊敵半渡，並實行堅壁清野，造成敵人種種困難，以便持久作戰。這些見解雖然沒有脫出傳統的軍事思想，但對於不善於進行城市防禦作戰的清軍來說，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此外，他還揭露丁沙俄的侵華野心，提醒人們不但要重視海防建設，而且要重視邊防建設。他主張允許內地居民攜帶家眷到邊疆墾荒，發展生產，並構築堅固的堡寨，以便平時保護生產，戰時據寨禦敵。同時強調指出，邊海防的鞏固與否，關鍵之一在於用人得當。
魏源提出以上這些建軍、作戰主張，在當時來說，確實是切中時弊的高明之見。當然，也有失之偏頗甚至錯誤的觀點。例如，他主張部隊宜分散不宜集中，因為分散容易控制，集中容易發生騷亂。又如，一方面強調軍隊應有嚴格的紀律，另一方面又聲稱有時為了鼓舞士氣，也可以允許擄掠。此外，還宣揚“帝王之師，恆有天助。”(《聖武記》下冊，第523、510頁)和“將才半由閱歷半由天授”(《聖武記》下冊，第523、510頁)等唯心史觀。這些都是應該否定的糟粕。儘管《聖武記》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但畢竟瑕不掩瑜。他在寫作過程中，因為要求閱讀的人很多，所以寫成一部分便刊印一部分，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1843年1月，他在林則徐所輯《四洲志》的基礎上，增補了大量資料，完成了以悉夷、師夷、振興武備為核心思想的《海國圖志》50卷本。該書不僅介紹了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科技，而且認真總結了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更深刻更系統地闡發了他的軍事思想。
他根據資本主義烈強“唯利是圖”和“唯威是畏”的本性，提醒清廷千萬不要認為與侵略者簽訂了一紙和約，就可以安然無事了，而應把立足點放在勵精圖治、整軍經武方面。他說：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侵略者已經看清了中國的虛弱本質，因而會毫無顧忌地發動新的侵略戰爭，所以，只有切實加強戰備，才能使它們有所畏懼，不敢貿然動武。
那么，如何加強戰備呢?他通過對外國情況的認真研究，發現英、法、美等國家善於製造各種精巧的機器和槍炮戰船，而中國在這方面已大大落後了，因而萌發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大膽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敘》)的戰略思想。他強調指出，只有善於向外國學習，才能制止外國的侵略，否則必然被外國所制服。他把學習外國“長技”的重點放在軍事技術和戰術方面：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具體建議是，在廣東的沙角、大角建立造船廠和火器局，從法國和美國聘請技師和工匠，幫助製造戰船、火炮，聘請"舵師”傳授駕船、演炮方法；從廣東、福建選調工匠向外國技師學習船炮製造之法，選調精兵向外國舵師學習船炮的駕駛、攻擊之法，把外國的先進技術、戰術學到手。與此同時，繼續向外國購買先進的戰船、火炮。他認為採取這種辦法，便可在較短時期內組建成一支新式水軍。這支水軍平時出洋巡邏，緝捕海盜、煙販，戰時如風潮不順，就避入海灣之內，待機殺敵；待到風潮皆順時，立即駛至外洋，監視敵艦的行動，或協同岸防部隊抗擊敵人，或單獨攻擊敵艦，形成“以主勝客"的有利形勢，避免出現像鴉片戰爭時因清軍水師無力與侵略軍艦隊抗衡，因而到處被動挨打的局面。他還指出，有了船廠、炮局，不僅可以製造和修理戰船、火炮，還可以製造陸師所需的軍械，以及火輪船、風鋸、龍尾車，量天尺等民用產品。
他在提倡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製造新式武器的同時，還強調入在戰爭中的作用，明確指出“器利不如人和”，一支軍隊只有“心靈膽壯、技精械利”，才會有強大的戰鬥力。他斷言沒有不可制服的武器，關鍵在於選將得當，指揮靈活。這些言論比較正確地闡明了人和武器的關係。
當時，許多頑固派把西方的機器看成是“奇技淫巧”和“形器之末”，魏源理直氣壯地反駁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海國圖志》卷二，第18頁)不僅不能反對，而且要大力提倡，認真學習。這一光輝思想，對於封建統治者歷來重道輕器，視科學技術為雕蟲小技的傳統觀念，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追溯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充分肯定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滿懷信心地指出，只要具有奮發圖強的精神，認真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就會風氣日開，智慧日出，使落後的中國變成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的東方強國，從而有效地抵禦外國侵略者。他的這些鏗鏘有力的言詞，激勵著人們滿懷信心地為富國強兵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
戰略防禦問題，在魏源的軍事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視為《海國圖志》總綱的《籌海篇》，共有4篇，其中就有2篇專門講防禦問題。他認為只有充分作好防禦作戰的準備，才能以守為戰，以逸待勞，擊退來犯之敵。怎樣實行戰略防禦呢?他認為英國侵略軍善於在外洋作戰，一旦進入內河，便失其所長，因此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海國圖志》卷一，第1頁)把敵人艦隊誘入內河來打，充分發揮我水陸協同作戰的優勢。他生動地描繪了誘敵深入的具體戰法：先以弱小的部隊與敵接戰，佯敗而退，誘其深入。敵艦一旦進入內河，只能魚貫而行，不能把船四面布開。這時，我軍先在河流淺窄的地方沉船結筏，阻擋它前進，再在河流下游樹樁布筏，遏制它的後路，然後駕駛小船攻擊它的頭尾，與此同時，兩岸火炮向敵艦猛烈轟擊，使其四面挨打，無法躲閃。如果敵人膽敢登入，抄我後路，那么，就用事先挖好的暗溝阻其前進，層層埋設的地雷奪其魂魄。當敵艦狼奔豕突逃竄時，我軍戰船立即施放火箭、噴筒，燒毀其船帆，水勇躍登敵船進行白刃格鬥，岸上步兵用抬炮轟擊其後隊船隻，或乘上風施放毒煙，迷茫敵人的眼睛。他把這種戰法形象地比喻為“設阱以待虎，設罾以待魚。”(《海國圖志》卷一，第3頁)
對於如何加強海岸防禦部隊，他和林則徐一樣，反對從內地臨時抽調“客兵”趕往沿海倉促應戰，指出“調客兵不如練土兵”，主張就地招募和訓練海岸防禦部隊。因為，臨時徵調“客兵”有很多弊病：一是時調時撤，往返折騰，容易貽誤戰機，二是海防部隊應當熟悉水性，但所調內地部隊大多不了解海岸防禦作戰的特點，以致舍長用短，以短攻長，三是沿途供給支應，累官，傷財、害民，而就地招募的“土兵”，既適應當地的氣候水土、熟悉地形道路，又能為保衛自己的家鄉而奮勇作戰。尤其是沿海的漁民、蛋戶不但熟悉水性，而且性格強悍，將他們選入部隊，或編成團練，一定能夠訓練成為英勇善戰的兵勇。他用十分肯定的語氣指出：只要募練得法，指揮得人，完全能夠依靠本省的精兵捍衛本省的鄰土，即使侵略者集中兵力攻我一省，也只需從鄰省調兵支援，便能應付裕如，不用從內地各省抽調部隊，避免一處有警，全國緊張的被動局面。他的這一主張，是建立在民力可用的思想基礎上的。他稱閩、粵沿海民眾為“義民”、“義勇”，並充分肯定了他們在保衛祖國邊疆中的作用。這對於一個封建士大夫來說是難能可貴的，與推行“防民甚於防寇"反動政策的投降派形成鮮明的對照。
《海國圖志》刊行後，於1851年至1854年陸續傳到日本，當即引起日本朝野人士的高度重視，紛紛翻譯刊印，爭相傳閱，認為該書對他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加強海防建設，有很大的啟示和幫助，甚至被推崇為“海防寶鑑”、“天下武夫必讀之書”。可是，該書在國內的遭遇卻截然相反，雖然有人專門把它推薦給清廷，可是清朝最高統治者竟把它束之高閣，無動於衷。他們不記取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一味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整軍經武，結果只能是再次挨打。
1844年，年過半百的魏源才考中進士，次年被任命為江蘇省東台縣知縣。1846年，因母喪辭官回家，繼續修訂《聖武記》和《海國圖志》，並於1847年將《海國圖志》充實為60卷本。同年，在江蘇巡撫陸建瀛的衙署中充當幕僚。他遊歷了東南各省，並親自到香港、澳門廣泛收集資料，為繼續充實《海國圖志》作準備。1849年，任興化縣知縣。1850年，升任高郵州知州。這段時間裡，他在籌劃海運、興修水利，改革鹽政等方面繼續作出了貢獻。特別是於1852年(鹹豐二年)完成了《海國圖志》百卷本的鴻篇巨著。在補充的部分中，用幾乎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圖文並茂地介紹了各地官紳和兵器專家精心研製和改進戰船、火炮、鳥槍、火藥，地雷、水雷等情況，體現了他對改進軍隊武器裝備的殷切期望。1853年，太平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下南京、鎮江，揚州，高郵農民也起義回響。魏源率縣吏捕殺起義農民領袖，與農民起義軍對抗。不久，清朝督辦江北防剿事宜的楊以增奏劾魏源“遲誤驛報”，因而被清廷革職。1854午，有人保奏他復職，因他已經意識到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再也沒有振興的希望，便表示“世亂多故，無心仕宦”，(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拒絕再替清廷效勞。由於心灰意冷，便遁入空門，移居興化西寺潛心研究佛學，整理生平著述。1856年，游杭州，寄居僧舍，靜坐參禪，拒見任何來客。1857年春，懷著惆悵的心情病死於杭州，終年64歲。
魏源知識淵博，一生寫了50多種著作，記載著他在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成就。其中許多著作閃爍著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光輝，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海國圖志》，該書雖然一度受到統治階級的冷遇，但後來終於成為近代中國各階級、各階層學習西方“長技”的先導。洋務派首領之一左宗棠公開申明，他在福建設局造戰船，在甘肅設廠造槍炮，就是繼承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那種承認落後而又不甘落後，放眼世界，積極尋求富國強兵良策，力求振興中華的進取精神，值得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