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融及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
孔融是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說他典型，是因為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國千百萬知識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他的悲劇命運，同樣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因此，他個人的性格和命運悲劇不僅屬於那個時代，也屬於整箇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群體。本文試就孔融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和有關孔融的散見史料對孔融的一生作一淺析，以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一、剛直不阿，不畏權貴
孔融是儒學開創者孔子的二十世孫，享有家世的威望，這在注重門第，注重正統的封建社會裡，是相當了不起的資本，孔融自己對此也引以為豪，這種“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所體現出來的優越感和中國知識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華結合起來，構成了他性格中剛直不阿，不畏權貴的一面。據《後漢書•孔融傳》記載：“時隱核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屬，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 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這“言無阿撓”和“投劾而去”的不俗表現無疑是兩幅絕妙的人格寫照，將其剛直無畏的靈魂作了坦誠的淋漓盡致的展示。另外，《後漢書•孔融傳》還記載：在黃祖勸“融有所結構”時，“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以此推知，孔融決非趨炎附勢的利祿之徒，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只要別人與自己的政見不合，即使權勢再大，他也不肯屈膝卑順。但需要指出的是，孔融後來又依附了曹操，確切些說是依附了漢獻帝，這與孔融的初衷並不違背，而且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須知，孔融一生要立志匡復漢室，在當獻帝征他為“大匠”時，他不可能辭而不就，況且在審時度勢之後，他認為“安劉氏天下者”非操莫屬，所以在《論盛孝章書》中就說：“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顯然，匡復漢室是他們合們的政治基礎，一旦這個基礎發生動搖，孔融對曹操的態度也就發生了變化。他開始同曹操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為了達到最終使曹操更弦改轍的目的，他不惜處處為曹操設定障礙。在曹操頒布禁酒令後，他立即炮製了一篇《難曹公表制酒禁書》：
“故天垂酒星之象，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屬原不哺糟啜醴，取困於楚。”
在這一段里，孔融將偶然說成必然，將表象說成實質，甚至將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扯在一起，無情地嘲諷曹操。
曹操看後，曾就此書作過專門訓答，孔融又再次作書申辯：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令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為戒也。”
看起來，孔融有“故意搗亂”的嫌疑，他對曹操禁酒的用意，再清楚不過，可偏要故意發難。實際上，這是他在特殊環境下採取的特殊的鬥爭方式，是將“肚子裡的半口悶氣，借著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來。” 我們且不論他的主張正確與否，但就他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體現的鬥爭精神看，其不畏權貴的稟性是明顯的。可以說，這種稟性一直貫穿於他生命的始終，早在建安初期，他看見“操雄詐漸著”，便“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顯示出非凡的膽量。就在他最終無法見容於曹操，即將被曹操殺害時，仍發出了“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的慨嘆，重申了自己絕不肯向權貴屈膝的崇高節操。
二、憂患意識
遠在生命之初，憂患就與生俱來。遠古時代，人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掌握自己的命運，意想不到的災難隨時都會降臨。初民們的憂患意識，正是嚴酷的客觀現實在他的心靈上投下的陰影。中國古代傳說中氏族首領幾乎都以夙夜憂勤的形象出現。到了春秋時期，墨子摩頂放踵，孔子棲棲惶惶，凡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流派，都帶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感情傾向，尤其是儒家不僅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憂患意識，並且對之加以理論的概括，我們讀儒家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總能感覺到一種沉重的憂患感。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的憂患意識是強烈的，具體表現在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上，屈原是這樣，漢朝的賈誼是這樣。孔融也不例外，他在《六言詩三首》其一中著力描寫了董卓濫施淫威，搞得朝臣驚恐不安，百姓憂傷悲戚的情景：“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儘管其憂患意識並不十分強烈，但我們仍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那種深沉的愛國愛民之心，正因為有了這種愛國愛民之心，他才能夠正視百姓的苦難，進而在自己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在《六言詩》其二里，他主要寫了自己對曹操的眷戀和思念，但同時也描繪出了漢室官員在郭、李為非作歹的形勢下所產生的憂愁憤懣之情，並希望曹操早日歸來，以平息動亂，表現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關注。
三、政治參與意識
中國知識分子是在儒家傳統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儒家“達者兼濟天下”的積極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心態。孔融自然也不曾例外，他早年就有“舉兵曜甲，與群賢要功”的雄心壯志，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也具體地流露出這種“欲匡國步，無忝家聲”的理想：“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雜詩》一）儘管他的積極入世是想振興衰亡的東漢王朝，並以此彪炳史冊，帶有明確的功利目的，但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積極的。
更為可貴的是，孔融不僅有建功立業的壯志，而且能夠積極把握機會參與政治管理。
漢獻帝劉協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他被舉為北海相，有機會獨執一方時，立即“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充分顯示出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謀略和勤奮。劉協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他在被張曉用二十萬眾兵擊敗以後，仍然毫不灰心，繼續收集失散民眾，“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舉賢授能，想以此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後，徵召孔融為“大匠”，後遷少府。這時，他不再單獨在外執掌政權，但他沒有忘記自己政治家的抱負和使命，仍然以進諫的方式進行政治參與。對一切自認為不合理的現象，他都積極上表進諫，他的《與曹公書》、《與曹公啁征烏桓》、《難曹公表制酒禁書》等雖不是一時之作，我們也不管其動機如何，但它至少可以證明，孔融對政治的參與是積極的，一貫的。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另一件事中得到證明：在曹操“雄詐漸著”，明顯地表現出軍事獨裁的野心後，孔融不失時機地“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以限制曹操的勢力。
四、成功的儒家，失敗的道家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在成功的時候是儒家，在失敗的時候是道家。我們說過，中國知識分子受儒家積極入世思想影響最深，在開始涉世時，他們都躊躇滿志，大有“達濟天下”的宏願。但由於種種原因，仕途受挫後，便感萬事皆空，轉向“清靜無為”了。這同樣符合儒家“獨善其身”的人格理想。
孔融早年“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的志節無疑是受了儒家的影響，“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更是他鄙夷道學的表現。這時，他才高氣盛，對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於有志難伸，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急劇惡化，他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無意識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儘管我們不能籠統地歸他為道家，但我們也得承認，他的思想中已經有了道學的成份。他在被曹操殺害之前所發出的“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的無可奈何的悲嘆，便是最好的見證，這在他的早期詩作和文革中是不可能看到的。
五、悲慘的結局
在封建社會裡，獨裁專政是其極其殘酷的，統治階級總希望臣民逆來順受，而知識分子偏又不理會這一套。因為他們本身是一支較為進步的社會力量，因此比統治者更能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難，因而也就想通過政治參與，實現自己大濟蒼生的抱負。這又是統治階級最忌諱的，這樣就決定了知識分子命運結局的悲慘性。
孔融一生鐵骨錚錚。傲岸不屈，始終不把權貴放在眼裡，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參與政治，無情地抨擊朝政，曹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潛忌正議，慮鯁大業”顯得坐臥不寧。對曹操來說，孔融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敵人，日益威脅著他的獨裁統治，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
公元208年，孔融以“違天犯道，敗倫亂理”的罪名被曹操殺害。實際上，所謂的“敗倫亂理”無非是孔融與稱衡的“跌盪狂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甌中，出則離矣。”就這段話他還是因襲王充《論衡•物勢》的話說的。但被曹操用來，羅列為可置孔融於死地的罪名，不過是藉此誅滅異己，以保全自己的專制統治。真實情況就象孔融在《臨終詩》中所說的“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他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自己悲劇命運的根源，而且一語道破了千百萬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遭際。
總結了上述幾點後，我們不妨再看看幾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命運：
屈原，可稱得上是中國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他以其光耀千古的《離騷》抒發了自己愛國愛民的感情。他一生在為楚國的富強奔走呼號，沒有人比他更愛國，也沒有人比他更具有憂患意識。正因為如此，他才受到了邪惡勢力的打擊。致使政治抱負無法實現，最終沉死淚羅江水。
曹植，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才華橫溢者，他渴望“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具有崇高的政治抱負，表現了積極入世的思想，但最終，由於生活的種種苦悶，進入老莊境界，直至鬱郁而死。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爭，遂酣飲以為常。”一個滿腹經綸而又有崇高志向的名士因為環境的過於慘酷而縱酒放達，一生除寫詩作文之外，沒有任何貢獻，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嵇康學識淵博，人品高尚，尚奇任俠，但也由於鍾會讒於司馬昭，而被司馬氏殺害。
陶淵明更是處在政治黑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交織的時代，他少年時有過雄心壯志，希望建功立業，但後來，卻歸園田居，信奉老莊哲學，打發殘生，這是可悲的，卻也是幸運的，他因此而保全了性命，否則，他和孔融是同一個命運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