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穰苴：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唐王朝舉全國之力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關頭，統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學兵林中樹立一尊最高偶像來振奮民眾的精神，鼓舞軍隊的士氣。於是，兵學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武聖人”的寶座，“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地位與“文宣王”孔子相頡頏。同時，朝廷又從歷代名將中遴選出“十哲”，進入“武成王”廟中配享。春秋後期齊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司馬穰苴榮幸地入選“十哲”之列，成為與白起、韓信、諸葛亮、孫武、吳起等兵家風雲人物齊名的“亞聖”。司馬穰苴的入選並非事出偶然，浪得虛名，實因其卓越的兵學造詣而備受後人推崇。當年，他曾以治軍的高明和率師逼退燕、晉聯軍而聞名天下，更以撰寫著名兵書《司馬法》一書而惠澤後世，齊國名相晏嬰盛讚其“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真正使司馬穰苴進入一流兵學家行列的，並不是他執法如山、立斬違犯軍紀的監軍大臣莊賈的壯舉，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來犯敵師望風而逃的手筆，單憑這些，並不具備在“武成王”廟做陪祭的資格。司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顯，傲領風騷，根本原因在於他整理總結了古司馬兵法，即所謂“自古王者皆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記·太史公自序》），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自己新的兵學體系，“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這部兵法，代有傳播，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更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於當時的武學，成為將校必讀之書。
如果說，《孫子兵法》所體現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馬穰苴的《司馬法》所反映的就是“廣義的軍事藝術”，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保障、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的規則。二者可以形成互補，無《孫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藝術，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層層變數；無《司馬法》的規整用兵法則，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和最後底線，也就不能“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穰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是毫不遜色、各有千秋的。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司馬法》，稱道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的緣由。
司馬穰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則是其整個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律，這就是強調“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其根本宗旨，是要區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著一個“治”字，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在司馬穰苴的眼中，國家、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章萬萬不能搬用於軍隊。同樣的道理，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釋，兵車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統治者心血來潮，混同兩者的區別，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又在治軍上摔跟頭，“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說，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套用於國家、朝廷，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溫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反之，倘若將國家、朝廷的禮儀規章貫徹于軍隊，軍人就會變成一群溫馴的綿羊，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應該說，司馬穰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律與特點，因此受到後人的高度重視。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嚴明軍紀，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就是借鑑“國容不入軍”的思想、並運用於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語言雖然樸素平白，但其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司馬穰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便是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具有適用性。歷史上，違背司馬穰苴區分“國容”與“軍容”的忠告，不分場合，不分條件，不分對象，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複雜的事物，結果導致破綻百出，甚至全盤皆輸的，可謂司空見慣，不勝枚舉。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拔苗助長，將本是優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區別。結果呢，“置將不慎，一敗塗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說，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抱憾終天。
由此可見，避免一鍋煮，防止簡單化，說來容易做來難。司馬穰苴能夠清醒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提出“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這樣高明的原則，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參悟到用兵治軍的奧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司馬穰苴才受到後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區別矛盾、不同對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終為人們提供著智慧的啟迪和文化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