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於未名湖畔的美學老人——宗白華
1952年院系調整，宗白華先生從南京大學調至北大。在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和南京大學（中央大學的前身是東南大學，解放後中央大學分為南京大學和南京工學院，南京工學院現又改名為東南大學），宗先生一直講授美學和藝術學，其間還做過哲學系主任。
宗先生為何對美學和藝術情有獨鍾，細究起來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性格上的原因；一是教育上的原因。
照宗先生自己說，他從小就愛靜思和浪漫，喜歡對著天上的白雲流連想。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宗先生從小就具有詩人氣質。這裡多少有些天生的機緣。
宗先生17歲起，接受德語學校的教育。眾所周知，德語裡既有歌德式的浪漫情懷，又有康德式的深邃思辨，而正是這兩方面把青年宗白華牢牢地吸引住了。不可否認，德語教育，對宗先生後來所從事的美學事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儘管青年宗白華還沒有對美學作專門的研究，卻具備了超群的審美鑑賞能力。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蘇、副刊主編郭虞裳能看中才20齣頭的宗白華，請他去編輯《學燈》副刊；也不難理解郭沫若的詩在四處碰壁之後，能得到宗白華的賞識。也許真的只有詩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詩人。不難想像，在1919年發表郭沫若的詩需要多大的覺解和勇氣。也正因為有宗白華的慧眼，有《學燈》的支持，郭沫若才能夠像火山爆發似地唱出他的《天狗》和《鳳凰》。
出於對哲學和詩的無限憧憬，宗先生於1920年5月赴德留學，專攻美學。也許只有美學能兼顧宗先生對哲學和詩的同等的愛，只有美學能使哲學和詩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東西在一個人身上統一起來。需要提及的是，美學這門學科是在德國首先建立起來的，在德國學術史上，美學研究非常深入，並且形成了一貫的傳統。在宗先生到德國的時候，美學研究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思辨領域，轉向對審美經驗作心理學上的解釋。當時流行的美學理論很少是抽象的哲學思辨的結果，而更多的是現實的審美經驗的總結。如果沒有經歷德國古典哲學對美學的深入研究，這一轉向就不會有多大的意義。正是德國古典哲學在思辨領域內幾乎窮盡了美學思辨所能達到的高度，思辨美學的局限才從根本上暴露無遺。思辨美學從根本上顯示了研究方法同研究對象之間的矛盾，即美學運用的是純思辨的方法，美學所研究的對象卻是純體驗的審美活動。宗先生在柏林大學的老師是著名的美學家德索（dessoiz）。德索教授就是一位強調藝術鑑賞的美學家。在德索的影響下，宗先生十分注重對保存在歐洲各大博物館裡的藝術珍品的欣賞。正因為當時的美學十分強調藝術實踐，所以宗先生在嚴格的哲學訓練之餘，仍投入時間和精力進行詩歌創作。在二三十年代風行一時的《流雲小詩》中的絕大部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就是宗先生在德留學期間創作的。
由於宗先生從不脫離藝術實踐去進行不切實際的思辨，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特別有美學韻味。在三四十年代寫作的《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等論文，顯示出宗先生對美學尤其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體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1952年院系調整，宗先生從南京來到北大。當時的北大集中了全國美學界的三位泰斗，即鄧以蟄先生、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如果說，德國是西方美學的中心，代表了西方美學研究的傳統的話，北大則是中國美學的中心，形成了中國美學研究的傳統。這個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大德高望重的校長蔡元培先生那裡。1917年蔡先生於任北大校長之際，即發表"以美育代宗教說"的講演。1921年，蔡先生率先在北大開設並親自講授美學課程。後來有朱光潛先生講"文藝心理學"和"詩論"，都可以算美學課程。所以宗先生來北京以後，能感覺到一股濃厚的美學興趣。宗先生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說："北京美學興趣一般頗為濃厚，目前《新建設》邀座談會，下期可發表情況。馬列學院亦擬以下半年培養美學幹部，約我們去協助。朱先生已加入哲學系美學小組，前途頗為可觀。我的第二散步，大約關於音樂和建築，尚在準備中，未知何日動筆，因康德美學急待翻譯也。"（《宗白華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當時美學的熱鬧情景由此可見一斑。
從《宗白華全集》發掘出來的材料來看，來北大之後，宗先生加緊了對西方美學史的系統研究。從《全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宗先生寫於五六十年代間的《美學史》（綱要）和對西方美學史的一些專題研究，如文藝復興的美學思想、德國唯理主義的美學、英國經驗主義的心理分析的美學和康德美學思想評述等。宗先生翻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可以看做他當時計畫系統地進行西方美學史研究工作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60年代，宗先生同朱先生之間有了分工，朱先生負責編著西方美學史，宗先生負責主編中國美學史。由於整箇中國現代美學基本上講的是西方美學，是一批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在那裡傳播西方美學思想。因此，當時美學界在中國美學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幾乎是一片空白。在這種學術背景下，要寫出一部成熟的中國美學史幾乎不太可能。按照宗先生的看法，中國美學史的寫作至少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對中國美學史資料有了全面深入的發掘和整理，二是對中國美學的各個部門，如繪畫美學、書法美學、建築美學、工藝美學、音樂美學等等有了較成熟的研究。而在當時這兩個條件沒有一個符合要求。當時有些同志想急於求成，建議一邊整理資料，一邊研究寫作。宗先生極力反對這種意見，說："沒有豐富的資料，怎么能寫史？得先搞資料，踏踏實實搞上幾年資料。"宗先生不僅這樣說，而且這樣做。他沒有急於寫作中國美學史，而是指導身邊的幾位助教，前後花了近3年時間，翻閱了北大圖書館裡的大量書籍，編出了兩本《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宗先生在指導編選這兩本資料的同時，還整理了大量的關於繪畫美學、書法美學、建築美學、工藝美學、音樂美學方面的資料，遺憾的是這批資料沒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文革中散失了。
宗先生在掌握了大量的資料之後，開始了中國美學思想的專題研究，並於60年代初給北大哲學系、中文系高年級學生開設了"中國美學史"專題講座。在講座中，宗先生全面、集中地講述了中國美學史的特點和學習方法，並就先秦工藝美術和古代哲學文學中所表現的美學思想、中國古代繪畫美學思想、中國古代音樂美學思想、中國古代園林建築藝術所表現的美學思想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深刻、精到的見解，留下來大量研究筆記。在這些筆記中常常能看到宗先生對中國美學的思想火花，它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令人欣慰的是，學術界最近已注意到這批筆記的價值，並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我們相信，通過學術界的挖掘，宗先生的思想會呈現出越來越大的魅力。
儘管宗先生最終沒有完成中國美學史的編寫工作，給中國當代學術留下了極大的遺憾，但宗先生傳留下來的這種嚴謹求實的學風，卻是北京大學乃至整箇中國學術界的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宗先生所要求的編寫美學史所必需的兩個條件，經過宗先生的倡導和他本人的努力，現在已不再是一片空白。其實，宗先生強調做資料整理、具體研究之類的默默無聞的工作，而不急於占領山頭，摘取果實，已經透露了一種內在的人格魅力。這種人格魅力在經歷過那段風風雨雨的歷史之後尤為光彩奪目。
來北大以後，宗先生實踐了他從德索教授那裡學來的美學研究方法，即強調"美學研究不能脫離藝術，不能脫離藝術的創造和欣賞，不能脫離'看'和'聽"'。北京有各式各樣的藝術展覽、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豐富多彩的文藝演出和保留完好的古典建築，這些為宗先生的"看"和"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宗先生常常拄著拐杖，擠公共汽車進城，饒有興致地參觀展覽。就是在北京人看來已經十分平常的一些古典園林建築中，宗先生也常常能從中看出新的意味，以至於流連忘返，心中充滿無限的喜悅。宗先生去世之後，給哲學系留下一大批書籍，這些書大部分是他五六十年代在城裡舊書報上買下的，其中有些外文書現在國外也很難見到。其實宗先生當時並不富裕，平時的衣服上面常常能看見補丁；但宗先生也不是那么窮困，一以至於80多歲的高齡進城還非得擠公共汽車不可。宗先生會得花錢買書，因為他愛書，他知道那些書有多大的價值；宗先生擠公共汽車，因為他不願意把自己關在社會生活之外，在公共汽車上，可以聽到社會生活的種種聲音，看到社會生活的種種形象，體會到生活里的種種樂趣。
宗先生50年代寫了一篇文章，取名為《美學的散步》。宗先生說："散步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行動，它的弱點是沒有計畫，沒有系統。看重邏輯統一性的人會輕視它，討厭它，但是西方建立邏輯學的大師亞里士多德的學派卻喚做'散步學派'，可見散步和邏輯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中國古代一位影響不小的哲學家——莊子，他好像整天在山野里散步……""散步"標明了宗先生美學的獨特特徵。這種特徵一方面是方法上的，另一方面是境界上的。從方法上來看，宗先生的美學研究並不局限在抽象的思辨領域。宗先生並不是不知道一般人眼中"散步"所具有的種種弱點，但如果從滯留於一種自由自在的境界來看，這種弱點似乎成了優點。更重要的是，對美學學科而言，"散步"具有某種方法論上的啟示。也許宗先生參透了美學的對象拒絕邏輯分析而選擇了"散步"，在美學領域裡只有"散步"的方法才能接近那玄秘的對象。宗先生"散步"的領域非常廣，有常人罕至的地方，也有人多熱鬧的地方，還有常人不得不身陷其中而不知其樂的地方。就讀書來說，古今中外的都喜歡涉獵，尤其喜歡在一些鮮為人知的筆記、雜記中"散步"，也常常能發現一些極有意思的東西。就藝術鑑賞來說，宗先生也有超乎常人想像的胸懷，既景仰古希臘雕刻中的單純靜穆，又迷醉羅丹雕塑中靈與肉的跳動；既讚嘆文藝復興時期繪畫巧奪天工的技巧，又傾慕印象派大師光與影的交響；既極力尊崇西洋藝術，又無限珍愛中國文化；一方面熱愛古典詩詞，另一方面又是著名的白話詩人；……宗先生對美、藝術的追求與熱愛幾乎沒有時空的界限。宗先生的"散步"不僅局限在狹小的書齋和藝術殿堂里，就是在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他也能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散步"。宗先生從不計較名利得失，所以生活中沒有什麼事情讓他特別煩惱。就是在那些非常的日子裡，宗先生照樣能不驚不懼、無憂無慮。表面上看來，宗先生仿佛"混跡"於平常的生活；實際上，他從沒有停止過思考，從不讓生活的塵埃沾染那顆晶亮而高貴的心。不僅在個人的精神世界裡，而且在與人共同生活的物質世界裡，宗先生都能從容悅樂地"散步"，這沒有一種極高的覺解是不可能的。只有達到"天地境界"的人，才能如此從容悅樂地"散步"。這話說得並不是十分誇張。哲學系德高望重的張岱年先生在宗先生85壽辰的宴會上，面對眾多祝壽者說："宗先生的人生境界一般人很難達到，至少我沒有達到。"
表面看來，宗先生在北大沒有乾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實際上，至少在北大的美學傳統中，宗先生占據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從老校長蔡元培先生開始，北大的美學就強調美育，強調讀書與做人相結合。按照蔡先生的構想，美學的目的在於"破人我之見，去利害之計較"，"陶養性靈，使之日進於高尚"，也就是說，在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宗先生不僅在學問上達到他那個時代的高峰，而且成就了一個完善的人格。不可否認，美學和藝術在宗先生的人格修養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宗先生為北大的美學事業所做的貢獻還表現在對後繼者的培養上。雖然蔡先生極力提倡美育，也身體力行從事美學教育，但他給北大的美學事業留下的"活的遺產"是有限的，也就是說，蔡先生並沒有為北大的美學事業培養出後繼隊伍。所以在蔡先生之後，北大的美學曾經出現過難以為繼的局面。當然這與蔡先生所處的時代的局限有關。在這一點上，宗先生的貢獻似乎更大一些。宗先生特別注重對青年教師和學生的培養。早年跟隨宗先生的幾位助手都深受他的影響。比如，8o年代寫出在美學界影響極大的《中國小說美學》、《中國美學史大綱》並主編了《現代美學體系》的葉朗教授當年就是宗先生助手之一。從葉教授對中國美學精神的把握和主張融合中西方美學、傳統美學和當代美學的胸懷上，都可以看到宗先生的的影響。
宗先生的另一位助手於民教授，把他研究春秋時期的審美意識和著重在生活中體驗中國美學的奧秘都看做是受到宗先生的啟發和引導。美學教研室的另一位教授楊辛先生則深受宗先生重視藝術實踐的影響。雖然這些後來者興趣各不相同，研究的方向也不一致；但在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宗先生的"影子"。而且這些後來者在教學中又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宗先生的"影子"留給了下一代的學生。
如果說，蔡（元培）、鄧（以蟄）、朱（光潛）、宗（白華）諸位先生的努力，為北大的美學最終形成一個獨具特色的學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的話，那么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天，建立北大美學學派就勢在必行了。正如葉朗教授所說：我們要建立北大美學學派，要從朱光潛、宗白華先生那裡"接著講"；建立學派並不是建立宗派，學派是當今中國學術研究走向規範和深入的必然結果；在東西方文化碰撞、對話、交流、融合的今天，中國學術應該有自己的特色，首自己的學派，中國學者應該有自己的立足點。北大的美學之所以可以稱得上一個學派，不僅因為它有一群有影響的學者和延續不斷的學術傳統，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尤其是從整箇中國現當代的學術背景的角度來看，它的特點更加鮮明。整箇中國當代學術，有一種生硬地套用西方學術的範疇系統的傾向，充斥著唯心唯物的爭論。但北大的美學，尤其是中國傳統美學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實事求是的，沒有受到什麼外在的東西的衝擊。其實北大的美學也特彆強調對西方美學的合理吸收，但這種吸收從來就不是生搬硬套，尤其是在宗先生那裡，中西美學的融合完全做到了不露痕跡。更具體地說，北大美學在方法和胸懷上強調中西比較、對話、溝通與融合，但它的理論核心是中國傳統美學，尤其是中國傳統美學中的意象和意境理論。北大的美學基本上是從這個理論基石上生髮、拓展開來的。從朱光潛的《詩論》、宗白華的《中國藝術意境的誕生》到葉朗的《現代美學體系》，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以意象為中心的美學理論的不斷的向前推進，不斷的豐滿和完善。隨著北大美學學派建設的發展，宗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似乎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重大了。這不僅表現在他特有的人格勉力和對後繼者的培養上，更主要地表現在他對這個學派的理論核心的建設上。
在當代中國美學尋求理論發展和突破的陣痛中，人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回到宗白華，回到宗先生博大的理論胸懷，回到宗先生對中國美學的精深的洞察，回到宗先生由藝術和美學而成就的完美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