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分析
課文研討
一、整體把握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是一篇用淺易的文言文寫成的演講辭。要想理解這篇演講辭的內涵和意義，必須先了解當時的社會現狀和北大的發展歷程。
北京大學創辦於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京師大學堂的誕生，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戊戌變法運動失敗以後，所有新政措施幾乎全部被廢除，只有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但1917年蔡元培接任之前的北大，總的來說還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因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或八旗貴族子弟，來上學時，有不少還帶著聽差，上學只是為了升官發財，對研究學問沒什麼興趣，而是想方設法混資歷，找靠山。蔡元培的貢獻就在於，他把陳腐的北大，變成了學術至上的真正大學。他以堅決的氣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採取一系列對症下藥的措施，一步步地改造北大，使北大逐步顯示出全新的風貌。不到兩三年時間，北大便從一個培養官僚的腐朽機構一躍而成為全國進步青年仰慕的學府。
在辦學方針上，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延請陳獨秀等大批新學人物和劉師培等舊學人士進入北大，並裁減了不稱職的教員，清除了一大批腐朽守舊的人物。經過這番整頓，教師隊伍的素質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他還在學生中間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養學術研究風氣，樹立新道德新風尚。本文就是他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在演講中，他開門見山，在簡單地回顧了自己與北大的淵源之後，就以校長的身份直截了當地對青年學子提出了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這幾點要求絕非泛泛而談，而是直接針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北大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說每一點都極富有針對性，都事關北大的前途和命運。
首先，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學的性質，明確求學的目的。他指出，大學不是做官發財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這一觀點在當時可以說振聾發聵，直指北大多年弊端。他尖銳地指出，以前的北大學生多抱做官發財的目的來此讀書，專業多以實惠取巧的法科為主，對於教師不以學問的深淺來衡量，而是只問官階之大小等等。而這些現象之所以產生，深層原因恰恰在於學校辦學宗旨不明，大學日漸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因此，在批判種種腐敗現象的基礎上，蔡元培明確提出，來北大求學的青年學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對此，文章從正反兩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述：為求學而來到北大者，會倍加珍惜這幾年的大好光陰，孜孜苦讀，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底子。而如果只為做官發財而來，則往往容易敷衍塞責，誤己誤國。清朝的覆滅和目前人們對於當局的不滿，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蔡元培對青年學子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謂切中肯綮。
第二點則著眼於品行。這一點也是有的放矢的。五四運動之前的中國社會，極端無序和混亂。辛亥革命的不徹底，致使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以後又經過歷次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北洋軍閥統治了當時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時，正是皖、直、奉三大軍閥派系混戰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在思想領域，人們失去了舊有的道德規範，而新的又未曾確立，在道德失范的狀況下，許多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底線。作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敗成風，“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風氣使然，一般人鮮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這樣的社會中，即使青年學子潔身自好，又能有什麼前途!因此，他希望北大的學子能以天下為己任，以身作則，擔當起匡正流俗的職責，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即使娛樂，也要力求正當之娛樂。這些教誨既嚴肅認真又體貼入微，可謂語重心長。
為改變學生中間的不良風氣，蔡元培積極提倡在學生中間成立進德會，入會的人都要遵守不賭博、不飲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條。另外，他還積極促成體育會、音樂會、繪畫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業餘研究機構，目的就是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養他們的正當趣味。
第三條，是從個人修養方面來說的。他希望北大學子能尊敬師長，團結友愛。特別是同學之間要相互勉勵，共同維護北大的榮譽。他還以自己在德國的親身經歷，論述良好的社會風氣之必要，勉勵青年學子相互友愛，共同進步。
這三點看起來並不複雜，但在當時卻有著振聾發聵、匡正時弊的重要意義。正是因為有了蔡元培，有了這樣的辦學方針和求學準則、做人標準，北大才從多年陳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來，走上正軌，逐步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為成就今後的百年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演講辭的最後，作者告訴在座的青年學子，自己近期要做兩件事，一是改良講義，二是添購書籍。這兩件事情雖小，卻是建構一個優秀大學的基本條件，也正是北大學子們最迫切需要的。作為一個校長，蔡元培為學校、為學生考慮得不可謂不深，不可謂不細。
二、問題探究
作為一篇就職演說，本文有怎樣的特點？
(1)富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就職演說，大都會闡釋自己的施政綱領或對聽眾提出要求，本文二者融合而又側重於後者。作為北大的新一任校長，蔡元培對青年學子寄予了厚望。他深知當時社會的污濁與北大的沉疴，因此，在演講中，他開門見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三點要求。這三點可以說每一點都事關北大的前途和命運，也是青年學子們普遍關心的。這樣，在內容上首先就抓住了聽眾的心理和興奮點，引起聽眾的興趣。
(2)在結構上，這篇演講辭思路非常清晰。演講，由於是一聽而過，時間有限，一篇演講只能安排一個中心思想，而且要求中心突出。本文就是圍繞著如何做一個優秀的北大學子而展開的，而且通篇都圍繞著這一中心選擇材料和組織結構。簡短的開場白引出話題，正文展開話題，結尾總結話題，層次分明，脈絡清楚，給人一氣呵成之感。
(3)在語言上，本文用淺易的文言文寫成，在簡潔凝練中透出文言文特有的古樸典雅。這篇演講辭寫作的年代，正是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新舊兩種文體並行的時期，當時的許多文章都帶有文白混雜的特點。以本文為例，文章基本的框架還是文言文，有大量的文言字詞和文言句式，多用單音詞、語氣詞等，但另一方面文章又比較淺顯，有許多口語成分，比起古文來好理解。因此，本文讀起來既有文言的言簡意賅、意味深長，又有口語的明快易懂，學習時要注意體味。
關於練習
一、由這篇演講辭可以看出當時什麼樣的社會現實？身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由此對青年學子提出了哪些殷切希望？最觸動你心靈的是哪一點？畫出來，談談你的感想。
設題意圖：把握內容，深入理解文章的思想文化內涵。
參考答案：
由這篇演講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非常腐敗，道德淪喪，即便是國家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也難脫流俗。很多學生不以學業為重，而是把大學當成了升官發財的階梯；平時敷衍塞責，放蕩冶遊，考試突擊講義。因此，蔡元培在上任之初，就鄭重地提出了三點要求，希望青年學子在學業上，要抱定研究學問的宗旨，孜孜求學；在品行上，能砥礪德行，以天下為己任，以身作則，擔當起匡正流俗的職責，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在平時的個人修養上，要尊敬師長，團結友愛。
“最觸動心靈的是哪一點”可以由學生根據自己的體會自由發揮，暢所欲言。
二、作為一篇就職演說，本文在結構上有什麼特點？
設題意圖：了解本文的結構，體會演說辭中心突出、結構分明的特點。
參考答案：
演講，由於是一聽而過，時間有限，一篇演講只能安排一個中心思想，而且要求中心突出。本文在這方面是個典型的範本。它的結構非常明晰。簡短的開場白引出話題，正文展開話題──圍繞著如何做一個優秀的北大學子，明確提出了三點要求，結尾點出自己的計畫，層次分明，脈絡清楚，給人一氣呵成之感。
三、體會下列句子的含義和特點。
1.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光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
2.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
3.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勖，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苟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己雖規行矩步，亦莫能辯，此所以必相互勸勉也。
設題意圖：體會本文的語言特點，理解重點語句的含義。
參考答案：
1.這句話是蔡元培對青年學子的懇切勉勵，他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而不是做官發財的進身階，因此，學生在校應努力鑽研學問，增長見識。這一點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2.這句話是針對當時的社會風氣而言的。當時的北京社會，經歷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和軍閥的混戰，舊的道德已經失范，新的又沒有樹立起來，整個社會陷入道德淪喪的狀態，一般人很少能不為所染者。這也是作者寄望於青年學子，希望他們不僅自己潔身自好，而且能擔當起為社會匡正流俗的職責的主要原因。
3.這句話講的是青年學子之間相互友愛、相互勸勉，在德行上共同進步的必要性，寄予了蔡元培對北大學生的深切厚望。
四、北京大學是中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你了解它的歷史以及蔡元培的辦學方針嗎？課外蒐集有關資料，並與同學合作，以“我所了解的北大”為主題，辦一期牆報。
設題意圖：通過自己蒐集和整理材料，了解北大的歷史和蔡元培的貢獻，開拓視野，增長見識，鍛鍊語文表達能力。
參考答案：
（略）。
教學建議
一、在了解北大的歷史和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引導學生理解蔡元培的辦學方針和巨大貢獻。
二、結合註解，疏通字句，通過關鍵語句的分析，引導學生深入理解文章的內涵，體會本文的思想文化意義。
三、結合本文的結構，了解演講辭中心突出、層次分明的特點。
有關資料
一、關於蔡元培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1868年l月11日出生於浙江紹興。清季進士出身，1894年任翰林院編修。他憂民族危難，憤清王朝腐敗無能，於1898年10月棄官南下，興學育才以救國。先後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等職。1902年4月，與蔣觀雲、葉瀚等人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被推舉為會長。開始倡言反清革命，並與教育會同人創設愛國學社及愛國女學，培養革命人才。1904年11月，在上海發起創立光復會，任會長。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上海分會會長。1907年起，留學德國，鏇入萊比錫大學，並從事譯著。1912年1月，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2月受孫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凱南下就總統職之專使。7月因不滿袁專權，憤而辭職，再次赴德留學。一度回國參加“二次革命”，後轉赴法國從事譯著。1915—1916年在法國參與創辦勤工儉學會和華法教育會，被推舉為中方會長，推動了影響深遠的國內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銳意改革，整頓學校，使北大面貌煥然一新。五四運動中，竭力營救被捕學生。1920年底，赴歐美各國考察高等教育，並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法國里昂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分別授予文學博士與法學博士榮譽學位。1923年春，不滿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破壞法制的行為，提出辭職，離京南下。秋間轉赴歐洲，從事研究和著述，並參與要求英、法等國退還庚子賠款興辦教育事項。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孫中山提名，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二全大會後，一直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1926年初回國。在上海參加蘇浙皖三省聯合會，配合北伐戰爭，策劃三省自治運動，遭孫傳芳通緝。1927年起，在南京國民政府任大學院院長、法務部長和監察院長等職。後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辭去其他職務。1932年底，與宋慶齡、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這前後，參與營救被捕的胡也頻、楊開慧、陳獨秀、許德珩、廖承志、史良、陳賡、丁玲、牛蘭夫婦等。抗日戰爭爆發後，移居香港養病，繼續領導遷移後方的中研院工作，並任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會長，用《滿江紅》詞牌為中國分會製作激勵抗戰的會歌一首。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頗具特色的。他以一個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轉變成為真誠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在反清鬥爭中曾提出以暗殺和暴動為手段的激烈主張，卻是一位以寬容和恬淡自處而著稱的長者;他舊學深沉，深刻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有明確的開放意識，取文化世界主義的主張;在舊中國十分艱難的條件下，他卻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聚集同志，為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和科學事業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他的一生雖然有過曲折和失誤，但始終追求真理，憎惡暴虐，為民族的解放和進步嘔心瀝血;他雖然身居要職，卻自始至終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道德文章垂範人間。毛澤東曾讚譽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3月8日);周恩來則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歷史功績:“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華報》1940年4月19日)這確是恰當地反映了這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一生。
蔡元培一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為巨大。他作為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傑出的先驅者。他投身教育事業後，即致力於打破封建專制教育，明確要為革新政治而培養人才。民國建立後，他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和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雖然時間很短，但開始了施展改革中國教育制度的抱負。在他的倡導和努力下，廢棄了前清教育宗旨中違背共和政體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則的“忠君”和“尊孔”的條文，國小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改革學制，修訂課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體、美四育，以“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並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通過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國新式的、與共和政治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從而揭開了我國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頁。蔡元培進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對我國近代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培植了許多優秀人才，為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蔡元培在教育事業上最突出的貢獻，是對北京大學的革新。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積極倡導並實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發展的辦學方針，熱心延聘像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魯迅這樣的新派人物到北大執教，同時對思想守舊但在學術上有造詣的學者也加以延攬，開創了學術自由的新風；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了學術研究、思想爭辯之風，使新思潮、新思想在這裡應運而生;實行民主辦學，教授治校，對學校領導體制、學制與課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率先招收女生，掃蕩舊習，使北大成為人才輩出的最高學府。經過整頓與革新，把一個原來陳腐不堪的封建文化營壘，改造成為生機勃勃的新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蔡元培對北大的革新，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一個學校的範圍，而影響到整個文化思想界。這是蔡元培一生事業中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從此以後，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學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之職雖十年有半，實際在校視事僅五年余，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產生如此廣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致至今仍為人們所懷念所樂道，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見的。而他在豐富的教育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思想，留下大量的教育論著，也確有許多創見和卓識，有獨具慧眼的精到的見解，這些都是珍貴的精神財富，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1928年，蔡元培創設中央研究院，他辭去其他職務，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前後十三年，直至逝世。這是他繼革新北京大學之後對我國文化科學事業的又一重要貢獻。蔡元培極其重視科學事業，深刻理解發展科學事業對強國富民的特殊重要作用，積極倡導科學精神，推動科學研究，普及科學方法。他在中央研究院實行學術自由和學者治院的原則，發揚民主，知人善任，延攬了一批如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楨、翁文灝、趙元任、陳寅恪、任長恭、周仁、王家楫、陶孟和、陳翰笙、余青松、李濟這樣全國知名的專家學者，熱心提掖後進新秀，培養了許多科學研究人才，使他們在一些學科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績。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論及蔡元培創辦中央研究院對我國學術的貢獻時曾指出:“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學術研究，他擔任教育總長，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現。在這些表現之外，擘劃創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無數的心血，一直到去世為止，他仍未與中央研究院脫離過關係。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大家都感念這位偉大、崇高的學術大師，在他的慘澹經營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壯，才能開出美麗的學術之花。在民國十八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等研究所，網羅全國最優異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學術領域中，分別居於領導的地位。這些成績，都是元培先生創造出來的。(據孫常煒編《蔡元培全集》第1507頁、1508頁)對於我國科學研究事業，蔡元培確是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蔡元培也是我國近代美育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國成就卓著、影響深遠的美學家與美育實踐家。
突出地揭示美育對激勵人生奮發精神的積極作用，這是蔡元培在我國美育史上的一大功績。充分認識美育對人生的意義，正是他重視美育事業，包括繪畫、雕塑、音樂等一切藝術的思想理論根源。1912年春，蔡元培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破天荒地以教育行政當局身份把美育與德、智、體並列為教育方針。同時，積極倡議、支持、資助建立各種與美育有關的學術研究團體，舉辦各種活動，保護文物古蹟，撰寫論著，四處演講，目的在於通過美育來完善人格，改造人們的世界觀。1922年，他發表《美育實施的方法》，提出完整而系統的方法，規劃全民實施美育的藍圖。蔡元培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創辦了兩所日後馳譽中外的藝術院校，1927年10月在上海創立國立音樂院(今為“上海音樂學院”），1928年3月於杭州籌建國立藝術院(今為“中國美術學院”)。這兩所院校在半個多世紀裡集中了不少知名教授，培育了數以萬計的專門人才。
蔡元培的道德風範和人格力量，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深為世人所欽仰。“人世楷模”、“善良的社會和莊嚴的人生的模範”(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生1936年1月《祝蔡孑民先生千秋詩》)的讚譽，對他來說決非溢美之詞。任鴻雋稱他具有“處處為人無我的真精神”;“對人接物，似乎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或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處理。”“但在公義一方面，蔡先生卻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毫不假借的鬥士。”(重慶《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他的學生馮友蘭也回憶說，在蔡先生身邊，感同光風霽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種氣象。沐浴在這種氣象之中，就不能不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身居高位，一生廉潔，自奉儉樸，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賃房屋居住，他酷愛的書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沒有一個歸攏庋藏的地方。蔡元培這種真誠待人、無私奉獻、光明磊落的精神，源於他對國家、對民族、對事業、對學生深深的眷戀和崇高的責任感。他的這種浩然正氣和高尚道德情操，至今仍是公務人員的楷模。
（節選自《蔡元培全集·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套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套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契約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學科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套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套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套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套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復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此處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畫，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錘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畫，分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撰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會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麐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1934年1月1日）
（選自《蔡元培選集》下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三、回想北大當年（張申府）
我從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到畢業後留校教書，前後共8個年頭。想起北大當年，使我興奮，令人回味。
進 北 大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它是戊戌變法運動的產物，是維新派克服了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建立起來的高等學府。辛亥革命後，嚴復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後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大學校校長，各科的監督改稱學長，原來附屬的高等學堂亦改稱為大學預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師範學堂附屬中學班讀書。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的北大設文、法、理、工科和預科，本科設在地安門的馬神廟，預科設在北河沿的清代譯學館舊址。
所謂“預科”相當於北大的附屬高中，學制為三年(後改兩年)，畢業後可以免試升入本科。預科又分為兩類:第一類預科畢業後升入文、法本科;第二類預科畢業後升入理、工科。它偏重於數學的教學。
我在第二類預科上了一年，覺得並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嚴格的規定:凡報考本科者，必須有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的文憑。初期讀文科的人並不太多，因此報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學歷，並不注重文憑。我升學心切，暑假改了一個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學、歷史、國文學、英文學4個學門(後改稱為系)，我上了哲學門。照北大原定的計畫。哲學門分為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3類，但這個計畫並未實現，只是混合設立一個哲學門。我雖然入了哲學門，卻一心不忘數學。那時，我見知於數學系主任兼代理學長馮祖荀先生，在哲學門不到兩個月，又轉入了數學門。
可是轉了數學門，我又放不下哲學。在哲學門兩個月的學習中，時間雖然極短，但眼界大開，我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樣，我上的是數學的課，讀的卻多是哲學的書。從那時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學及其有關科目。當然，數學書始終不斷在我的涉獵之中，只是數學題從不肯做，化學實驗更是絕少動手。
藏 書 樓
我剛進北大時，學校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藏書樓，設在馬神廟校舍後院的所謂四公主梳妝樓里。藏書樓的書可以外借，但沒有閱覽室。過了一年，藏書樓騰出一些地方，辟出閱覽室，閱覽桌放在中間，四周擺上書櫃，櫃裡都是西文書，平時總是上著鎖，線裝書則放在樓上，借閱的人也並不多。我上預科的時候，常常從北河沿到藏書樓來借書，猶記得那時我借的書有德文與法文的《數理科學百科全書》等。一個大學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借讀這樣高深的德法文書，當時並不很多。這得到了馮祖荀先生的青睞，藏書樓的管理人員由此也給了我許多方便。上本科後，我更是經常呆在閱覽室里。那時書本來無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讀，除了工程書以外，櫃裡的書幾乎沒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發現了一本裝潢精美的書，是一本精裝本，1915年美國出版，書名是《我們的外界知識》，英國羅素著。翻看一遍，覺得很有意思，又坐下來接連看了兩遍，真有點愛不釋手了。由此我發現了羅素，並對之產生了興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講師，專講羅素哲學，這也可以說是與北大藏書樓的幫助分不開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學校厲行改革，出現了新的氣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緒十八年 （1892年)，為壬辰科翰林，時年26歲。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見清王朝已不能持久，為適應時代的潮流，便從事哲學、倫理學等新學的研究。他到過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積極從事民主革命活動，後來又到德國學習。辛亥革命後，蔡先生曾任南京臨時政府首任教育總長和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後因遭到袁世凱的仇視，被迫再赴歐洲。袁垮台後，蔡回國出任了北大校長，他雖是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又是科舉出身，但他對破舊創新有銳利的勇氣和堅強的毅力。
蔡先生實行“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舊學舊人不廢，而新學新人大興。他聘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章行嚴(士釗)、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後又聘任馬寅初、陳豹隱等。同時，蔡元培還裁減了不稱職的教員，排除了一批腐敗守舊的人物。經過這番整頓，教師隊伍的素質大大提高，給學校帶來了蓬勃的朝氣。在蔡元培“兼容並包”的口號下，當時在校的教員既有宣講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也有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籌安會人物劉師培，另外還有前清大學士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教生物學，年僅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先生講印度哲學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養學術研究的風氣，這是他進行改革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北京大學過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不少學生以上大學為晉升的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上學不讀書，而是想方設法混資歷，找靠山，還有的人打麻將、逛八大胡同。與我同宿舍的幾個學生，就很少讀書，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對這種局面，蔡先生從提倡思想自由出發，舉辦學術講座，組織學術團體，例如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等。蔡元培親任新聞研究會會長，以“研究新聞理論，增長新聞經驗，謀求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邀請李大釗和著名的新聞界人士邵飄萍等到會講演。同時，一些進步的政治團體也紛紛成立，像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等。這兩個團體分別編輯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和《新潮》。我亦參加了這兩個團體的活動，並為之撰寫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還發起組織了一個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納妾為基本戒條，針對北大一部分學生的惡習，用這樣的方法培養個人高尚的道德情操。這個組織的出現，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舊社會上層道德墮落、生活腐朽的強烈不滿。當時進德會在校內頗有影響，入會的人很多，對於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蔡先生在學術上，是以治美學而聞名的。他剛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講述法國19世紀美學家居友(j.m.gugau,1854年至1888年)學說的日文書，他很快就看完了還給我。他組織了“畫法研究社”“音樂研究會”等一些課外文化藝術活動來培養學生對美育的興趣，以貫徹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
在蔡元培校長的革新精神指導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在全國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中心。
四、蔡元培的人格感召（馮友蘭）
1916年春天，蔡元培來北大擔任校長，他是清朝的翰林〔翰林〕官名，唐以後皇帝的文學侍從官，明清兩代從進士中選拔。，後來棄官不做，到德國去留學，通德文，翻譯了一些書。用“兼通新舊，融合中西”這個標準說，他在學術界的地位是吳汝綸〔吳汝綸〕（1840—1903）清末散文家。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官冀州知州。所不能比擬的。辛亥前後，他也奔走革命。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在南京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孫中山讓位後，蔡元培又擔任南京臨時參議院的代表，來北京催促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社會上無論哪個方面，都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什麼文告，宣傳他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表了一個布告，發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什麼話也用不著說了。
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北京大學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認為這是辦教育，不是做官。其餘兩條，都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上的腐化現象而發的，參看上面所說的辜鴻銘的言論，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長室去過兩次。那時我的弟弟景蘭在北京大學預科上學，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學生，他要往開封去應考，需要一張北京大學的肄業〔肄（yì）業〕指沒有畢業或尚未畢業。證明書。時間緊迫，照普通的手續，已經來不及了，我寫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長室。校長室是單獨一所房子，設在景山東街校舍的一個舊式院子裡。門口也沒有傳達的人，我就推門進去，房子中間掛了一個大幔子，我掀開幔子，看見蔡元培正坐在辦公桌後面看檔案。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問有什麼事。我把信交給他，他看了，笑笑說:“好哇，好哇，能夠出去看看好哇。”我說:“那就請校長批幾個字吧。”他提起筆來就寫了兩個字:“照發。”我拿著他的批示到文書科，看著他們辦好證明書，我拿著證明書就走了。
那時候，章士釗 〔章士釗（zhāo）〕（1881—1973）中國愛國民主人士。字行嚴，號秋桐，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行嚴)在北大，給一年級講邏輯。我去旁聽過兩次。他原來講的並不是邏輯，而是中國哲學史──墨經。我有幾個問題，寫信給章士釗，請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某一天晚上到校長辦公室等他。我按時到了校長室，他還沒有到。我坐在幔子外邊等他。又陸陸續續來了些人，像是要開什麼會的樣子。最後，章士釗到了，他那時候年紀還比較輕，穿得也很講究，很有一點風神瀟灑的樣子。他看見我，同我說了幾句話，也沒有解答問題。我看要開會，就退出來了。
以後我一直沒有看見過蔡元培，因為他也不經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到美國訪問，到了紐約。北大的同學組織了一個隨從班子，輪流著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幾天，我們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館裡，每人都拿出一張紙，請他寫字。我恰好有一把摺扇，也請他寫。他給每人都寫了幾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紐約的中國學生開會歡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進會場，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了，好像有人在那裡指揮一樣。有一個久在北京教育界工作的留學生楊蔭榆說:“我在中國教育界多年，還沒有看見校長和學生間的關係這樣好的。北大的學生向來是自命甚高，可是見了老校長，這樣恭敬，我現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比如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程頤〕(1033—1107)北宋哲學家、教育家。字正叔，學者稱伊以先生。洛陽(今屬河南)人。 為程顥〔程顥（hào)〕(1032—1085)北宋哲學家、教育家。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洛陽(今屬河南)人。為程頤之兄。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我有一個北大同學，在開封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他對我說:“別人都說中學難辦，學生不講理，最難對付。這話不對。其實學生是最通情達理的。當校長的只要能請來好教師，能夠滿足學生求知識的欲望，他們就滿意了。什麼問題都不會有。”他的這番話，確實是經驗之談。學校的任務，基本上是傳授知識，大學尤其是如此。一個大學應該是各種學術權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學問，不管它什麼科，一個大學裡面都應該有些權威學者，能夠解答這種學科的問題。大學應該是國家的知識庫，民族的智囊團。學校是一個“尚賢”的地方，誰有知識，誰就在某一範圍內有發言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禮記·學記》說:“師嚴然後道尊”，所尊的是他講的那門學問，並不是那某一個人。在現在的大學裡，道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科學，這都是應該尊重的。誰講得好，誰就應該受尊重。再重複一句，所尊的是道，並不是人。在十年動亂時期，人們把這句話換說為“師道尊嚴”，其實應該是說“師嚴道尊。”
張百熙 〔張百熙（1847—1907）〕字埜（yě）秋，清末湖南長沙人。同治進士。曾主持京師大學堂。、蔡元培深懂得辦教育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們接受了校長職務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生選擇名師。他們也知道，當時的學術界中，誰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這些人物請來，他們會把別的人物都召集起來。張百熙選中了吳汝綸。蔡元培選中了陳獨秀。吳汝綸死得早了，沒有表現出來他可能有的成績。而陳獨秀則是充分表現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