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生
張競生(1888～1970)，原名公室，廣東饒平人，因受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影響，自己改名張競生。1912年，作為國民政府首批公費留學生赴法國留學，就讀巴黎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19年獲里昂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0年上書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提倡避孕節育，被斥為“神經病”。1921年～1926年，受北大校長蔡元培聘任北大哲學教授。1926年公開出版《性史第一集》，遭報紙雜誌聲討。1927年～1928年在上海開辦“美的書店”。其時，書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時以張競生的名義拋出各種《性史》續集，內容淫穢不堪，張因之名聲掃地，成為眾矢之敵。1928年～1933年再度赴法，翻譯並出版《懺悔錄》、《歌德自傳》等著作。1933年～1937年，受陳濟棠之邀任廣東省實業督辦。1950年入廣州南方大學學習，後分配於農業廳。1953年調任廣東省文史館研究員。1960年自願回故鄉饒平。“文革”置始遭紅衛兵批判，1970年於深夜讀書時辭世。
1931年2月《性史》風波後迫於壓力及北大改革停止張競生再次失業
創辦“美的書店”張競生將編輯、出版、銷售集於一身 插圖／龔滔 來源：法制晚報
張競生：一枝不合時令的桃花
廣州過年必有這么一景：家家戶戶擺桃花。這桃花是當彩頭、作觀賞用的，所以要不顧一切地開放，哪怕颳風下雨，天寒地凍；而末了，還要默默接受被無情拋棄的待遇。儘管“只開花、不結果”既非它的過錯，更非它的選擇。
有些人的出現和消失，注定就像這應節的桃花一樣，雖然鮮美，也曾爛漫，但終歸讓人感傷。
1957年3月中一個春風蕩漾的上午，69歲的張競生在廣州火車站迎來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情人，一位年近四十、曾為上海灘紅舞女的汪女士。然而，這段愛情冒險經歷大半年後又一次無疾而終。如同其歷次“試驗婚姻”那樣，它固然帶來奮不顧身的短暫歡快，但更多的，卻是猝不及防的悲哀。
也許有人認為，這畢竟可算“艷福”，並有張一生與無數女人或纏綿悱惻或糾纏不清的“浪漫”故事為證。但也許只有張競生自己知道，一場“將愛情進行到底”的持久而慘烈的戰鬥，至此已宣告徹底潰敗。
兩年後，張競生離開廣州，告別了這個他人生旅途中停留最久(前後16年)的驛站，回到老家，從此逐漸遠離他愛之入骨的生活。
繁華已謝，殘紅亦消，到了葬花的季節。
“中國第一性學家”，“中國計畫生育首倡者”，“中國浪漫主義開山祖師”，“中國舊婚姻制度頭號殺手”……這些墓志銘式的封號，在張競生死後30餘年的今天，頂多是一種-精神補償。在張的生前，對他的攻擊、誣衊、歪曲和迫害，簡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其實，他的全部功勞或曰“罪過”，只是為了把一種迥異於傳統的“美的人生”熱切推薦給國人，並採取了激烈的姿態而已。而這便使他不顧“源遠流長”，無視“禮義廉恥”，向所有習慣勢力宣戰並同時與之結仇。當其時，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他的那些言論和著述(如“愛情四定則”、《美的人生觀》、《性史》、“試婚制”、“性交自由”等)，會像一顆顆重磅炸彈，把整個社會炸得驚慌失措，也把自己炸得體無完膚——暴得“賣春博士”、“淫蟲”、“文妖”之大名。他更不會想到，他的所謂“淫書”和“羅曼史”，會是一場文化革命同時也是生活革命的前奏(這就是近年來西方媒體所驚呼的“中國性革命”，而這場革命迄今尚未完全展開)。
從張競生給“美的人生”所下的定義和描述中，我們或許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生活的好壞不在數量，而在質量(正如人口)；生命的價值首先是“開花”，然後才是“結果”；性愛的真諦也即是生命的真諦－－讓生活成為人類在自然中一場永不謝幕的自由狂歡。而一種文化如果不實現這一點，就必然是殘疾的、陳腐的，終歸要被埋葬。
的確，相比那些對“美的人生”連自覺“萌芽”都沒有的人來說，張競生的前半生，就像一枝初春的桃花那樣，開得如此肆元忌憚，以至於對所有灰暗的人生都構成了一種挑釁和傷害。這個以“中國盧梭”自命的風流才子，實在太超前，太“脫離實際”了。他不知道，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究竟意味著什麼——你不僅將與“成功”絕緣(不“結果”)，而且會像一個“叛徒”那樣“不得好死”，比一個英雄的眼睛還要孤單。
縱觀張競生的一生，你會看到，他始終把自己當做一種人生理想的“實驗品”，儘管在主流意識和下流意識的雙重夾擊之下，舉步維艱，迭遭挫折，甚至不乏“反思”和“悔過”的時候，但終究還是以“犧牲品”的方式，完成了對這種人生理想的獻祭。
這裡，我們覺得該提及一下他和廣州的緣分，或者說，一個“浪漫主義者”與一個“現實主義的城市”之間的奇異緣分。
1909年，20歲的張競生考入黃埔陸軍國小，未幾便因思想激進而遭校方開除，遂赴新加坡而結識孫中山。廣州於是成了他投奔光明的出發地。1933年，張從巴黎回國，受陸小同學、“南天王”陳濟棠之邀，出任有名無實的“實業督辦”，後改任參議、廣州經濟委員等閒職至1937年。這時的廣州，更類似他人生的中轉站。從此他將注意力幾乎全部轉向“民生”領域，尤其是農業問題，但收效甚微。1950年春，為避免可能被挾持至台灣而又不願去香港的情況下，張“逃”到廣州，此後一住就是十年。期間，前三年在南方大學“洗心革面”，後七年在廣東文史研究館供職。這段時期，張得到了休養生息，除妻子在老家鄉下自殺，及開頭所述的那段“愛情傳奇”之外，基本沒有什麼波折，還寫作了半自傳式的隨筆集《浮生漫談》和《十年情場》。可以說，廣州以其慣有的寬容和平易，使一個長期被置於漩渦中的人，晚年找到了一個精神上的避難所。
在廣州的日子裡，張競生每天都要到越秀山、北秀湖散步，並常常帶著五六個孩子。當這些孩子集體拉野屎時，他覺得“最有趣味”，而有時“也蹲下去照樣做”。他對廣州的好處，如有山有水，有美食、有花市、有活力，是十分欣賞的，認為符合其主張的“美的生活”；而對它的弊處，則不置一詞(可能是認為所有城市都有這些毛病吧)。當他“出於體諒國家暫時經濟困難”而在1960年申請回鄉並終於離開廣州時，我們真不知道，這到底是他的無奈，還是這座城市的遺憾。 (劉琛)
人物詞典
心慕“梅花”，命犯“桃花”；本為哲學博士，得到“性學博士”的滑稽綽號，卻不以為恥；不做英雄，甘當“小丑”。
梅花·桃花
張競生是個很“花心”的男人，對所有花都喜歡，尤其喜歡梅花。他說梅花雅潔，“可遠觀而不可近褻。”然而無論什麼花，其實都是植物的性器。愛花與“好色”，看來大有關係。關鍵是，人類在這兩者之間發現了美。在這個意義上，所有藝術家，或具備藝術氣質並熱愛生活的人，都是比較“花心”，熱衷於發現美、宣揚美、創造美的。而他們的生活，也就或多或少會與花類似。
顯然，張競生不僅是這支龐大的“美的隊伍”中的一名“上士”，而且也總是讓人將其一生與“桃花”所象徵和暗示的種種連在一起，如“情色”、“浪漫”、“風流”、“艷遇”等等。當然，也包括“桃花劫”。從1912年首次赴法留學開始，張競生的“桃花運”似乎就再也沒有斷過，然其結果，卻有霄壤之別，在國外是春色占盡，在國內則“落紅滿地”。對此，有人會覺得這是“酒色之徒”(張亦好酒)應得的報應；但我更傾向於認為，“桃花”無罪，只是開錯了地方。“浪漫主義”本就是法國的特產，將它從裡到外“引進”當時的中國，且奮不顧身將自己當成實驗品，不成為靶子才怪。儘管張一直強調“美的人生”是肉感、情感、靈感的合一與和諧，但正如魯迅所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25世紀。”
牛·狗·豹
張競生屬牛，也確實有牛的“性格”。當他“頂撞”吃人的禮教、害人的習俗、誤人的學問時，那份勇敢，那種天真無畏，便真像一頭野牛，奮不顧身地用角刺向“我們父母祖宗遺傳給我們的東西，許多舊的死了的觀念和所有舊的死的信仰，以及諸如此類的死東西”。
而當他被天生的“責任感”所驅使，戀戀不捨地第二次離開巴黎、回到累他不淺的情婦和兒子身邊時，便
有點近似“奶牛”了(事實上，不管交情深淺，他對女人都懷有一種“報答”之心)。還有，他對“田園”的終生迷戀，對農業的耿耿於懷，對郊遊、素食、裸睡、裸泳的鼓吹，也都無不抖露出其黃牛的“尾巴”。
1970年6月18日早晨，張競生在饒平廠埔村一間牛棚邊的草屋內抱書而逝。同一時刻，毗鄰的英粉鄉，一頭野公牛被幾位農民射殺。農民們清楚地看到，公牛中彈倒下時，身上升起一股裊裊青煙。1970年是狗年。那年月(其實何止那年月)，“牛”活得比“狗”難過，絲毫也不足為奇。
如果我們還想對張的遭遇加以形容，那么，“豹”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從被聘為北大哲學教授，到出版《性史》，再到上海開“美的書店”，張競生就像一頭“少不經事”的幼豹，一不小心就落人世俗和時代的陷阱。可悲的是，到老，他還被視為危險的猛獸，必要趕盡殺絕，至死也沒能逃脫俗世的羅網。
博士·小丑·兒童
“博士”一詞，在中國很少被當作日常的尊稱使用，而張競生獲得的最高“頭銜”，恰恰便是博士——先是哲學博士，後是性學博士。哲學博士是貨真價實的，性學博士則是綽號。對此，張競生皆不以為然。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大學”生涯(不管是作為學生還是學者，不管是在法國還是中國)：“我所學得的是什麼?毫無所有。”與其說他是個學有專長的“博士”，不如說他是個生活理想的鬥士。要說他有什麼真正的學識，那也是巴黎的浪漫生活和那些“洋妞”教給他的，此外，就是盧梭。只要仔細觀察他的思想言行，你就會同意這一點。
“一種米養百樣人，我不反對別人搞骯髒的政治，當成仁的戰士，做宗教的使者。……總需要一名小丑吧?讓我來染紅鼻子。”可以說，“小丑”，才是張競生給自己派定的人生角色，他也算盡責盡力了，我們還要怎么苛求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