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條例心得體會(精選20篇)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篇1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相信隨著問責條例的制定實施,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將更加密實,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的倒逼機制將更加嚴厲。問責如同一把殺手鐧,給那些不把紀律規矩當回事,在工作生活中信馬由韁、信口雌黃、我行我素的黨員幹部的作風套上了籠頭,不敢再肆意妄為,讓紀律規矩真正成了不可碰觸帶電的高壓線。
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一次次扯開了大嗓子,卻看不見甩開的膀子,那么久而久之,黨員幹部就會麻木不仁,難免產生 “只要無過,無功也罷”的政治錯覺。找到問題卻不能解決問題或及時解決問題,只會讓民眾更反感。“真抓”還是“假抓”、“實抓”還是“虛抓”、“常抓不懈”還是“偶爾抓抓”,都體現了轉作風是否嚴實。所以,深入地轉變工作作風,積極地以“嚴”和“實”的態度進行整改,對於教育引導黨員幹部牢固樹立宗旨意識和馬克思主義民眾觀點,切實改進工作作風,贏得人民民眾信任和擁護,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員幹部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快實現“兩個百年”偉大實踐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必須始終堅持凡是對黨和人民事業不利的,就當機立斷、立馬橫刀,堅決改、徹底改、一刻不耽誤地改,改得越早越好,改得越徹底越好,切忌拖泥帶水,更不能留下死角和尾巴。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精選20篇)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篇1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堪稱是問責制度的頂層設計。其重要性與必要性不必贅述,對問責條例的施行,公眾充滿期待。“問責”是在責任認定的基礎上的糾偏與處罰,我們一再強調黨員幹部與公職人員要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而問責是最有力的保障與最有效的促進。不追究責任,責任就是空的,相關制度規範就會淪為“稻草人”。問責機制日趨完善,必須嚴格執行不走樣,方能成為“殺手鐧”。
問責條例來源於實踐的提煉,“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再在執行與踐行中不斷完善……這是制度創新與實踐的循序漸進。問責條例,既是“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體現,又是“嚴是愛、松是害”的反映。問責條例的鞭策動力與衍生力量在於,從嚴厲問責、規範問責入手,消除黨員幹部“亂作為”“不願為”或“不敢為”的思想藩籬,朝著“有作為”“必有為”“大作為”的方向邁進。
問責是手段,問效是目的。或者講,強化問責貴在助力問效。“問效”不僅是進一步的監管行為,更是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核心。“監管的重點,要放在辦事效率和辦事結果上。”這才是關鍵所在。包括問責制在內的黨內制度建設,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保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同時,也是確保“權為民所用”,不僅對權力要有敬畏之心,更要讓權力對權利產生敬畏,增強權力的服務意識與服務能力。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精選14篇)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篇1
中共中央為全面從嚴治黨,規範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近日,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條例》是以《中國共產黨章程》為根本遵循,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遵循,對於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是意義是從國家的高度、長遠的角度來概括總結的,以筆者個人所處的位置、“短淺”的目光和見識來看,《條例》印發實施還有著幾點立竿見影的實際意義。
一、使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牢記責任和義務,強化責任意識。有權利就有義務,肩負使命和責任,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在職權範圍內,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有領導貫徹落實的責任;對黨內政治生活、組織生活、黨性教育、作風建設、幹部選撥任用等有組織建設的責任;對維護黨的紀律,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建設等負有監督責任、主體責任。《條例》的施行,做到問責,使黨組織領導班子、負責人,黨員領導幹部認識到黨中央是“來真的”,而不是“紙上談兵”,形成震懾力,使他們認真對待自己所處的位置和肩負的責任義務,時刻警醒和督促自己有所作為,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鬆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強化政治責任、領導責任、監督責任。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精選10篇)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篇1
一是問責的再升級。此條例的制定標誌著20xx年發布施行的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規定的提格升級。從“暫行規定”升格為“條例”,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人民民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
二是制度的再完善。該條例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又一利器,是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淨化黨內政治生態的再一次制度完善,邁出了黨內問責走向精細化、系統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一步。無論是被譽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的“正面清單”,還是《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負面清單”,以及《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的“任務清單”。它們與問責條例一起形成了以黨章為遵循、以責任為導向的“制度群”,把黨員幹部“辦公室內外、八小時內外”的黨紀政德家風等方面要求具體化、對象化,體現了“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的戰略縱深度。
三是責任的再強調。問責目的是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治理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共性問題,以及“處處是高壓線,就是從來不帶電”的寬鬆軟現象,必須在問責的同時黨員幹部從自身增加責任感和使命感,堅定理想和信念,以實際行動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通過正反兩方面的合力,督促各級領導幹部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嚴格踐行忠誠、乾淨、擔當。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通用17篇)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篇1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堪稱是問責制度的頂層設計。其重要性與必要性不必贅述,對問責條例的施行,公眾充滿期待。“問責”是在責任認定的基礎上的糾偏與處罰,我們一再強調黨員幹部與公職人員要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而問責是最有力的保障與最有效的促進。不追究責任,責任就是空的,相關制度規範就會淪為“稻草人”。問責機制日趨完善,必須嚴格執行不走樣,方能成為“殺手鐧”。
問責條例來源於實踐的提煉,“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再在執行與踐行中不斷完善……這是制度創新與實踐的循序漸進。問責條例,既是“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體現,又是“嚴是愛、松是害”的反映。問責條例的鞭策動力與衍生力量在於,從嚴厲問責、規範問責入手,消除黨員幹部“亂作為”“不願為”或“不敢為”的思想藩籬,朝著“有作為”“必有為”“大作為”的方向邁進。
問責是手段,問效是目的。或者講,強化問責貴在助力問效。“問效”不僅是進一步的監管行為,更是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核心。“監管的重點,要放在辦事效率和辦事結果上。”這才是關鍵所在。包括問責制在內的黨內制度建設,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保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同時,也是確保“權為民所用”,不僅對權力要有敬畏之心,更要讓權力對權利產生敬畏,增強權力的服務意識與服務能力。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通用18篇)
問責條例心得體會 篇1
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籠子,《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對促進全黨統一思想認識將發揮重要作用,進一步釋放從嚴治黨,失責必問的強烈信號。《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
正如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於執行。因此,筆者認為,落實問責條列,首要必須牢牢抓住落腳點、著力點和關鍵點。
落實問責條例的落腳點在“責”。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忠誠乾淨擔當是黨對領導幹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而今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已正式實施,為黨員行為規範設定了紅線和底線。問責條例劍指十分明確,就是要狠剎為官不為、為官亂為的不良之風,彰顯黨員幹部的對責的擔當,對權的敬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也是每個黨員幹部應該擔當的責任,身處領導幹部崗位上,這是黨和人民的信任,理應為黨盡職、為國效力、為民盡責。黨和人民給予的權力其實就是責任,而有責任就要有擔當,這裡的“責”就是堅定理想、堅守信念,以人為本、勤政為民,盡職盡責、實幹苦幹,改革創新、攻堅克難。
落實問責條例的著力點在“問”。會議認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只有堅持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方可體現權、責、利的對等。如果黨員幹部有了權力,有了職責,卻沒有責任追究,就好比做生意“包賺不賠”。事實上,從近年查處的典型貪腐案件中的領導幹部來看,相當一部分都是源於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拍腦袋決策拍屁股走人,此處失責異處為官,今天停職明天升職等等,說到底就是在“問”上無力甚至是缺位。落實問責條例功夫就應下在“問”字上,正所謂“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通過 “問”把黨紀黨規利劍高懸起來,讓警鐘長鳴起來,真正“問”出從嚴治黨成效。
黨內問責條例的心得體會範文(精選5篇)
黨內問責條例的心得體會範文 篇1
作為黨員幹部擔當著重要的職務,手中握有重要的權力,個別黨員幹部卻不願承擔責任,不願有所擔當。尤其是遇到問題、面臨問責的時候,習慣於百般推卸自己的責任,總想置身事外,完全沒有一個黨員幹部應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究其原因是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
“有責必有權,有責要擔當,有失必追究”這句話深刻闡釋了責任與權力、擔當和制度的關係。
嚴格落實,提高“人治”覺悟。在一個人情社會裡,人們習慣做“好好先生”,對違紀違規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成為問責追責的“絆腳石”。“如何問責,怎樣問題落到實處?”,首先需要黨員幹部特別是紀檢監察幹部們杜絕“老好人”思想。一方面做到執法者必先守法,律人者必先律己,做到“頭上高懸反腐利劍,手中緊握紀律戒尺”;另一方面要嫉惡如仇、敢於監督、立場鮮明,在紀檢監察工作中應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決心和魄力,直面問題,大膽監督執紀問責,做到“該出手時就出手”。
嚴守信仰,提升責任擔當。紀檢幹部們首先要嚴守信仰。始終保持政治定力和政治本色,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心裡時刻有一盞理想信念的指路明燈,以恪守崇高的精神信仰和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來磨礪自己,一心一意為黨站好崗、履好責,為人民服好務。
問責必嚴,提升違規成本。就是必須要強化黨內監督和行政監察,整合問責制度、健全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杜絕規章制度成為“稻草人”,使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變得嚴緊硬,對黨員幹部起到強有力的震懾和約束。
問責條例學習心得(精選5篇)
問責條例學習心得 篇1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問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這讓黨的問責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是管黨治黨的強大利器,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保障,是強化黨員領導幹部政治責任的迫切需要,是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對於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重大政治意義。
《條例》進一步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紮緊“制度籠子”。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一貫要求和根本方針。然而,過去一個時期,在管黨治黨的問題上,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失之於寬、失之於松、失之於軟的問題。黨的xx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中央八項規定為肇始,以作風建設為突破口,以黨的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為抓手,以反腐倡廉為動力,以制度建設為保障,著力解決管黨治黨寬、松、軟的問題,成效明顯。如今《條例》的出台,更是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走向深入,在深化中堅持、堅持中深化,使管黨治黨真正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
《條例》進一步突出了管黨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聚焦“關鍵少數”。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當下,黨內出現的各類腐敗,其成因主要在於權力的濫用,關鍵在於未能將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嚴以修身落到實處,各級黨組織、紀檢監察組織履職盡責不到位。《條例》是一種外部的約束,是一種機制,也是一種壓力的概念。它解決了“誰來問責、對誰問責”的問題,明確了問責對象的重點是“關鍵少數”,進一步突出主體、細化責任,層層傳導壓力,既要追究主體責任,還要追究監督責任,也要追究領導責任,通過內外相呼應,相信可以促進黨員領導幹部最終把責任擔當起來。
學習黨問責條例的心得體會(精選4篇)
學習黨問責條例的心得體會 篇1
目前,此次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是通過政治局會議的相關表述,已經可以透視出中共這部黨內問責條例的諸多側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記者分析,此次會議強調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這就頗具針對性。
馬懷德說,此前中國共產黨內也有諸多問責制度,但是,就執行效果來看,問責存在不平衡、不主動的現象,影響問責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一些領導幹部不作為、亂作為、不擔當的現象突出。
“比如,被動問責的多,主動問責的少。一個問題出現了,有領導批示、有上級督辦這樣的問題就問責的多、問責的快,其他問題就少問責、不問責。再比如,一些問題,直接責任追究的多,領導責任就追究的少,主體責任沒有落實。問責不力,官員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從而出現了官員只想要權力,不想擔責任的現象。”馬懷德說。
此外,針對會議強調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的相關表述,馬懷德說,這個要求就是將黨內問責更細化、更具體、更明確。
馬懷德分析,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需要黨的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幹部共擔,以前總在強調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但是對於黨內的不同系統來說,落實從嚴治黨和權力問責,責權需要分的更細緻。
“既然是全黨的問責條例,就要細緻說明責任‘誰來問、問什麼、怎么問’的問題,有必要明確到具體的系統和部門,組織系統的責任誰來問、問什麼、怎么問,宣傳系統、統戰系統、政法系統等,這些都需要明確。”馬懷德說。
學習黨問責條例的心得體會(精選5篇)
學習黨問責條例的心得體會 篇1
目前,此次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是通過政治局會議的相關表述,已經可以透視出中共這部黨內問責條例的諸多側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記者分析,此次會議強調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這就頗具針對性。
馬懷德說,此前中國共產黨內也有諸多問責制度,但是,就執行效果來看,問責存在不平衡、不主動的現象,影響問責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一些領導幹部不作為、亂作為、不擔當的現象突出。
“比如,被動問責的多,主動問責的少。一個問題出現了,有領導批示、有上級督辦這樣的問題就問責的多、問責的快,其他問題就少問責、不問責。再比如,一些問題,直接責任追究的多,領導責任就追究的少,主體責任沒有落實。問責不力,官員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從而出現了官員只想要權力,不想擔責任的現象。”馬懷德說。
此外,針對會議強調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的相關表述,馬懷德說,這個要求就是將黨內問責更細化、更具體、更明確。
馬懷德分析,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需要黨的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幹部共擔,以前總在強調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但是對於黨內的不同系統來說,落實從嚴治黨和權力問責,責權需要分的更細緻。
“既然是全黨的問責條例,就要細緻說明責任‘誰來問、問什麼、怎么問’的問題,有必要明確到具體的系統和部門,組織系統的責任誰來問、問什麼、怎么問,宣傳系統、統戰系統、政法系統等,這些都需要明確。”馬懷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