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為後現代主義科學觀辯護
在為後現代科學觀進行辯護之前，需要指出當前存在的兩種錯誤認識：其一，科學大戰徹底終結了後現代科學觀存在的合法性問題；其二，科學是不容懷疑和反思的絕對真理的體現。坦率地講，這兩種認識都不是對科學的正確認識。正如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如果缺乏一種歷史的眼光，那么這場科學大戰的深遠影響和重大意義將在短視的爭吵中大打折扣。”[2]
如果我們把思考的基點放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高度，就會發現傳統的科學觀在當前已經面臨一種片面化發展的傾向。現代科學觀的出現是奠基在啟蒙運動以後所萌生的現代性的基礎之上的，那個時代的背景是整個社會要完成從封建社會轉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變革，在這個特定的背景下，傳統的科學觀對僵化的封建思想以及虛妄的神學觀進行了徹底的顛覆，對於推進整個社會的變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相比之下，當今的社會至少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整個社會的主導經濟形式開始發生變革，進入到一種後工業化社會（在當前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稱還有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社會等標誌社會轉型的名目），這一點已經為社會所普遍接受，而傳統的科學觀原本具有的解放功能基本上喪失殆盡。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後現代科學觀的出現應該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如法國學者利奧塔爾指出的那樣，在後現代社會，科學面臨著合法化的危機，換言之，傳統科學觀所承擔的思辯的敘事與解放的敘事的功能都已經無法完全實現了，聯想到當前科學的現狀，一方面學科的高度分化與專業化，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學科之間存在高度的綜合，導致現代的教育系統培養的人才只能是專業人員和工程師，而恰恰無法培養一種關注社會與人類命運的思想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能完全拒絕後現代科學觀的出現嗎？
反觀這場“科學大戰”的實質，不難發現它指涉了兩種文化在當前的矛盾和緊張的狀態。換成菲利普.基徹的說法就是：代表傳統科學方的實在論——理性主義群體與代表人文方的社會——歷史主義群體之間的矛盾。顯然，這裡爭論的核心觀點是如何看待科學這個問題。對此，只需考察一下人們對於科學的認識發展的演進軌跡，就可以粗略地反映出問題的本質所在。在近代科學發展的這四百年的歷史中，人們對於科學的認識經歷了如下的幾個階段：最初對科學漠視（16世紀）、好奇與驚訝（17世紀）、進而相信科學（18世紀）、最後演變成崇拜科學（19世紀以後），到二十世紀中葉，崇拜科學已經成為人們科學觀的主導圖景。但是恰恰在這個時期，由於一系列的生態問題、社會問題的湧現，人們又開始對傳統科學觀產生懷疑與反思，這個過程類似於黑格爾的辨證的否定的過程。它反映的人類認識的深化和提高，因而我們不必對科學大戰的後果以及前景諱莫如深，這恰恰標誌著人類理性的成熟。鑒於這種考慮，筆者認為為了正確地反思與認識這場科學大戰的意義，需要引入效果歷史意識的分析方法，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與凸現後現代科學觀在人類認識史上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們把科學理解成一種歷史流傳物的話，那么對它的理解就包含一種前見，而這種前見內化於我們的意識中，成為一種不易被發覺的預設。對於科學，我們的日常理解正是這樣的，只不過這個作為預設前提的前見，來自於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一種觀點，即科學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科學是不會出錯的（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已經證明了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等。帶著這個預設，索卡爾的詐文事件，被認為是對後現代科學觀的終審判決，以此來捍衛科學的神聖地位。其實，這個事件暴露了科學方在整個事件中忽視科學的歷史性存在的特點，進而沒有意識到前見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們的結論就不能為正確理解科學提供一種可行的道路。正如伽達默爾指出的那樣：“誰因為他依據於他的方法的客觀性並否認他自己的歷史條件性而認為自己擺脫了前見，他就把不自覺支配他的前見的力量經驗為一種背後來的力。凡是不承認他被前見所統治的人將不能看見前見光芒所揭示的東西。”[3]因此，可以說，現代科學方自始至終沒有反思他們自身存在的前見的可靠性，進而沒有考察構成這種前見的諸要素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科學近幾個世紀的巨大成功面前，這種科學原本具有的反思與批判精神被遮蔽了，因而他們的批判還是不能完全說服後現代主義者。如果聯繫到上面所做的知識論的論證，便可以發現傳統的科學觀並不符合成為必然知識的條件。拿構成知識論的三要素來衡量傳統科學的概念，可以發現作為科學觀基礎的那些前見，並沒有得到完全的確證。從生存論的角度來說，科學的概念也是處於發展中的。更何況在1963年哲學家葛梯爾指出：“即使滿足知識的真、確證與相信三個條件，確證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識。”[4] 葛梯爾反例的存在更證明了構成科學概念的前見的那些要素，並不是如科學方所宣稱的那樣牢固，因而對傳統科學觀的批判與反思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後現代主義者的攻擊點正是這些前見的可靠性問題，如ssk學派的學者們，通過田野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科學的社會建構論主張，直接否定了科學派意識深處的純粹客觀性的前見，就是很好的說明。對此，我們認為索卡爾精心策劃的詐文事件反映了科學方的兩種心態：其一，後現代主義科學觀基本上是主觀臆測，沒有任何價值，只能造成相對主義的泛濫；其二，科學是非常專業化的學科，尤其是現代的自然科學已經遠離了人們的日常經驗，因而外人無權對它說三到四。對於第一點，索卡爾的論證並不充分，眾所周知，後現代主義的科學觀的形成不是一夜間出現的，自從科學作為一種建制出現以來，它像許多其他行業一樣，日益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形成一種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它的發展也日益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因而，後現代主義科學觀的出現恰恰是對當前科學的實際生存狀態的一種真實描述。至於第二點是一種事實，也是科學方狂妄心態的表達的最好理由，問題是現在的科學共同體已經很少甚至無力從巨觀上反思科學的本質，他們日益陷入一種狹隘的專業偏見中，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景就是這樣的。而後現代主義者，雖然沒有那么專業化的研究，但至少保持了視野的開放性。正如海德格爾指出的那樣：“如果嚴格性是從那種努力方式中——憑藉這種努力，知識總是遵守著與存在者之本質要素的關聯——獲得其本質的，那么精確的思想就決不是最嚴格的思想。精確的思想僅僅系縛於對存在者的計算。並且唯一地為此而效力。”[5]可以說，正是由於現代科學對精確與專業化的追求，它日益失去對科學本質的理解。十九世紀末，尼采已經發現現代科學觀的發展將造成一種虛無主義的流行，而虛無主義將導致人類文明的危機，這也是胡塞爾所謂的歐洲科學出現危機的根源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後現代科學觀正在喚起被現代科學所丟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