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容質疑的是，以索卡爾等人為代表的科學方的確很尖銳地指出了當前後現代科學觀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一些極端的女性主義的科學觀、ssk的強綱領等直接導致了普遍的懷疑論的傾向與相對主義的蔓延，這些都是不利於我們正確認識科學的。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源就是菲利普.基徹指出的對四種教條主義的無限制誇大，這四種教條主義就是：“1.觀察的理論負載；2.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性；3.信念的多樣性；4.行動者範疇與歷史書寫。”[6]可以說，這任何一條在我們認識科學時都是存在的，但是不能無限制地誇大的它的作用，否則科學在人類歷史中的出現將是荒謬的。這也說明以ssk等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科學觀，一旦發展到極端的地步，也就完成了自身意義的否定。這一點的確是後現代科學觀面臨的重大原則問題。對此，菲利普.基徹指出：“如果我們走向極端的建構主義，否認理性、證據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將存在一個對科學的可怕的反諷…如果我們希望從各種陰險的知識贗品中尋找出有價值的科學，我們就需要理性、真理和進步的範疇。”[7]
三 結 語
綜上，通過知識論的考察，可以發現傳統的科學觀作為一種信念，自身並不必然為真，因而它無法承擔構成知識的重任。後現代科學觀的出現是對它的修正與調整。從世界範圍來看，後現代科學觀已經不是某個國家內部的觀念了，而是一種遍及全球的思潮，這恰恰表明在以“時空壓縮”為標誌的後現代，全球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觀念的全球化。從人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後現代主義科學觀的出現是人類認識的提高，反映了認識發展的規律，它的積極意義在於使我們能夠以一種平和的心態來看待作為歷史性存在的科學，使長期以來免遭祛魅的科學，走下神壇，這對於科學自身的發展來說也是有好處的。同時，通過這場有益的爭論，也能使兩種文化更好地認識與反省自身，並且避免任何話語的壟斷地位，倡導一種公平競爭的環境，這對於兩種文化的融合來說，具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這兩種科學觀的爭論，對於我們建設具有批判功能的開放的公共領域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