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老師曾經還說過：“作學術演講好比藝術家在雕刻。精益求精，在細節上不遺餘力，多下一筆刀就是作品更趨完美。作學術演講也要像藝術家那樣去精雕細刻：語言的精煉準確、語言的感染力和煽動力、節奏的快慢、聲音的高低、高潮的起伏、甚至肢體動作運用的恰當，都會影響一次演講的效果。”同為法律人，江老師對執業律師似乎更為偏愛，所以在每一次給律師的演講中，從主題到內容，從素材到框架，從數據到史料，從案例到實例，他都是精雕細刻、精益求精。儘管每次演講他都是脫稿發揮，但他實際上都是手中有稿，心中更有稿。當然，他也絕不離題萬里，信馬由韁。我曾經請江老師在律師界做過許多演講，每次他都是認真思考和仔細研究。無論是在“法學與法治巡迴講壇”上講“律師的思維”還是談“律師與誠信”，無論是在“中國律師論壇”上講“律師與資源”還是在“中國青年律師論壇”上談“法律人的職業底線”，他都是如此準備和對待的。有時為了一個主題，有時為了一個案例，有時為了一張剪報，有時為了一篇文章，他還會問問我在律師界的有關出處和來源。比如說，他在給上海律師協會作關於“律師與誠信”的演講時，他就是從兩個剪報和一期雜誌開始入題的。一般演講之後，他還會向我了解律師們的想法怎樣，律師們的反應如何，律師們的希望如何。可以說，在江老師的心目中，給律師們演講無論是事先的準備工作還是當時即興的發揮，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激情和智慧，都需要更加認真和細緻。
在我個人看來，江老師的演講大致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講究條理。我們可以看到，在任何一次演講中，江老師的演講都是有條有理，有理有據。講到羅馬法的精神在中國的復興，他會告訴我們從四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從意志本位到規律本位；第二，從國家到社會；第三，從身份到契約；第四，從經驗到理性。但是，他在另外一個會議上談到“中國現今法律觀念之變化”時，對此又作了新的歸納：第一，從意志本位到規律本位；第二，從管理本位到權利本位；第三，從國家控制企業到企業自治；第四，從產權高度國有化到產權社會化；第五，從完全國家意志到意思自治；第六，從人治到法治。在談到“律師與誠信”時，他則用了一個形象的概括，那就是“四面八方說誠信”。所謂“四面”是指信用的四種性質：第一，信用是一種資格；第二，信用是一種財富或財產；第三，信用是一種權利；第四，信用是一種信息。而所謂“八面”則是指誠信與律師有關的八個方面：合夥與誠信，委託與誠信，廣告招攬與誠信，包攬訴訟、惡意訴訟和誠信，服務收費與誠信，不正當競爭與誠信，虛假證明與誠信，忠實勤勉義務與誠信等。而在北大舉辦的“第二屆中國青年律師論壇”上，給青年律師們談“法律職業人的底線”時，他會從“理念底線、職業操守底線、生活準則底線”三個方面展開演講。
二是揭示法理。作為一個法律教育家、法律活動家，江老師自然明白自己的演講更需要在法理上如何做到答疑解惑、傳道授業。所以，在江老師的演講中，處處能夠聽到通俗易懂的法理，時時能夠感悟簡潔明了的法理。比如說市場經濟主要是兩大行為：交易行為和投資行為。作為市場行為，它們必然具有自由、平等和公平三大特性；又比如股東的權利，江老師告訴聽講者，按照《公司法》規定，股東享有三大權利：一是資產受益權，也就是誰投資誰收益。二是重大事務決策權，也就是誰投資誰決策。三是選舉管理者的權利，也就是誰投資誰選擇管理者；還比如講到國企改制時，他會做出一個非常形象地概括：一是企業公司化，二是公司股權化，三是股權明晰化，四是股權社會化；還比如在講“市場經濟的法律機制”時，江老師則會從主體、權利、行為、責任等四個方面闡述其法律關係。以上談到的都是調整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實際上，作為一個民商法學家，江老師演講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他從羅馬法的精神講到我國民法典的制定，從公民的個人權利到國家的意志，從公平的交易到市場主體的準入，不管是用一個鮮活的案例還是引一個固定的條文，無論是結合立法形勢還是結合演講現場，江老師無不講得頭頭是道，句句在理。這個理，既有道理，也有常理，還有哲理，更有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