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增加有關“性騷擾”的內容沿用了國外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的思路，在我國性騷擾絕大多數不表現為性別歧視，不符合我國國情；
其次，國外性騷擾大多發生在工作場所，對騷擾者懲處同時僱主同樣承擔責任，而我國無論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還是民事制裁都無單位承擔責任一說；
第三，在法律中明確規範“性騷擾”行為先確定性騷擾的性質，應承擔的責任是刑事責任、行政責任還是民事侵權責任，〈〈婦女權益保障法〉〉作為一部保護特殊弱勢群體的法律難以擔當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僅將性騷擾界定為男性對女性的騷擾，以後出現女性騷擾男性或者同性間的騷擾怎么辦？
第五，就算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關“性騷擾”內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樣難以起訴，會因為沒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門外；會因為舉證難而官司難打；會因為無損害結果證據而無法獲得精神損害賠償。這些難道是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所能解決了的嗎？
我國法律體系不屬於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為法律淵源。這決定了我們不能先制定法律後通過用判例不斷完善法律來解決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雖然現有的幾起案例都是發生在工作場所，很多國家靠《勞動法》等有關法規來規範性騷擾行為，但我國勞動關係是契約關係，可以要求單位制定內部防止性騷擾的規章制度，由於我國並沒有僱主對雇員個人侵權行為承擔責任的規定，這種規定缺乏強制性，更解決不了非工作場所出現的性騷擾問題，想依靠勞動法規的修訂解決面臨的日益嚴重的性騷擾問題一樣行不通。
四、如何給“性騷擾”定性
性騷擾到底是一個道德問題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要把性騷擾納入法律規範的範疇，首先必須明確“性騷擾”的概念。作為法律概念，應該明確規定它的性質，是刑事犯罪行為、行政違法行為還是民事侵權行為；應該明確它的責任，是受刑罰制裁、行政處罰還是民事賠償；應該明確它的外延，哪些行為屬於性騷擾，哪些行為屬於性犯罪；應該明確它的內涵，性騷擾侵犯了公民的什麼權益。
法律概念關係公民的權益保護，關係到法制建設。難怪給“性騷擾”下定義那么難，但要想在法律層面關注性騷擾，就不得不給性騷擾下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