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歷史是鬥爭的。過去，幾乎所有的演說都基於眼下的問題或困境－－它是我們的不滿與恐懼，但總是把我們的過去的心靈中的榮耀“感”進行聯繫與挑釁，卻又同時允許了“一種”未來的命運與夢境的無意識激情。如果認為一篇演講稿必須抓住民眾的心情才能影響力，那我只是在利用您們的激情：一種充滿自我安慰的激情；這無異於一位統治者利用我們當中“小部分”的怨恨與貪婪來統治著民眾，統治著社會。對於自由，民主的訴求與宣言也是基於這種方式，這是大家所熟悉的歷史“事件”。只要是為了擴張領土，不論是戰略性或文化消費，都是因為民主，自由的“體制”在某種人（包括媒體或所謂的大眾文化中的大眾色彩）的煽動下達到的歷史教訓。在這種體制中，我們要的是權威，但由於每個人不能得到，於是為統治者或政客創造了“時間的機會”：只要是人民甚至是人類的心理需要。於是我們並不是因為珍惜生命而發揮自由民主，卻是為了某種制度的建構而消耗畢生的精力。我們的自由民主是付出了許多寶貴的靈魂而“選擇”了群體或個體之間的徘徊，這是國家的政策，也是社會集團的陰謀；因為他們仍然認為“一般人”只有激情而沒有思想的，認為他們的自由民主只是一種“要求”，並非真心實意。於是從大學講壇到社會媒體都一致塑造一種備忘錄：只要國家不動亂，就有自由民主－－這是口頭承諾。我們仍然活在統治制度中，我們的生命失去了真正的保障，而成為了忙碌與恐懼的傀儡。以上已證明了我們的歷史只是在應付而非面對－－應付原始的統治制度的不平衡“規則”或約定成俗。我們趕走了貴族統治，卻趕不走統治者，也“不能”取消他們所傳承給我們的統治制度，我們總是受社會暴力所誘惑與恐嚇。這是我們的悲劇，也是人性的詭辯；我們只看見社會發展的癌症，卻看不見人性的地雷區；即使看見了只是方便利用或進行挑戰，而非避免發生。為自由的鬥爭被人性異化為“自由鬥爭”的歷史，以至於鬥爭自由的歷史。如果沒有貴族暴力的壓迫歷史，您們還會為生命的崇高而爭取自由嗎？如果沒有暴力體制的不對等現象，您們還會急於從古典中尋找人性的尊嚴嗎？可是您們從歷史中獲得了什麼代價呢？－－只是無窮的戰爭，報復與恐懼，還有野性的貪婪。這跟統治者的手段又有何差別呢？您們只是滿足了自由民主的“氣息”罷了，卻同時為統治者的策略提供更多的合理化形式，以至使您們不得不為“淪落”到為統治意志而戰，為社會制度而奮鬥。這不是你們的思想，而是統治集團的威脅力量；即使有契約或備忘錄，那只是桌面上的一張紙。就連社會主義運動也免不了政黨組織“控制”工農階層的歷史統治。在國家與生命之間，我們乖乖地“選擇了”聽從統治者的命令制度，即使選舉與輿論也只不過是社會生活過程的“附加價值”。－－我們要的是經濟發展，並且是在犧牲靈魂的方式下“注視著”現實的“最低水平”。只要有娛樂，我們就笑嘻嘻了，真像個不能長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