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撿到了一個破收音機，要我每天準時跟它學習國語。他說，中國人一定要會說中國話
主持人，各位女士、先生，下午好！
今天文化講壇這個主題很了不起，也相當大，所以我決定用我自身的經歷對它做一點小小的詮釋。
我出生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那年我7歲，我父親是鄉下的一個木匠，他從來沒有上過學。當時他撿到一個破收音機，想方設法修好以後，立即要我每天準時跟它學習國語。我父親說：“中國人一定要會說中國話。”“語言和國家民族是共同體”的概念，從小就牢記在我的腦海中。
我從小接受了完整的漢語教育，等於接受過中華文化的洗禮，對於國家的分分合合，我相信終極的統一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到留學，念完了書以後，跟我先生在1966年選擇回到大陸。我相信有一天會“經過北京回到”。不巧的是，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們呆了七年多才離開。其間讓我最傷心的就是看到中華文化被“革”掉了很多。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到蘇北平原勞動。有一天夕陽西下，看到平原上火紅的太陽，我先生就指著太陽對一個扛鋤頭的同事說：“這個太陽真像的煎蛋。”那位同事肚子也很餓，說，“這叫荷包蛋，我可以一口吃一個。”結果有人去匯報，不久這位同事就被隔離審查，最大的罪狀就是“一口吞日”。 我先生也受到連累，整天寫檢查，整整三個月不能回南京。寫了三個月交代為什麼把偉大的太陽比作美帝國主義的煎蛋，而不是阿爾巴尼亞或者前蘇聯的煎蛋。三個月之後他回到家裡，我看到他嚇了一跳，瘦得像一根木棍。從此以後我們家儘量不吃煎蛋。
當年我是在結婚的，但是我那時一直想回中國，所以堅持不生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小孩生下來是公民，我希望他生下來一睜開眼就看到中國的藍天大地，是個百分之百的“國貨”。 孩子還沒生下來，不知道是男是女，我先生姓段，我們就給孩子起好了名字，叫“段煉”。因為北京的街上每天早上都有人高喊：“鍛鍊身體，保衛祖國！”
1973年底，我們全家移民到加拿大，那時候我就寫了小說《尹縣長》，是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說和散文，後來被歸為傷痕文學。再後來我們移居到，正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際，覺得太好了，就把寫作的重點轉移到了新一代華人的生活和奮鬥上，後來也涉及海峽兩岸，都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
老一代的在美華人被稱為“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後來我就不再寫這“三把刀”了，而是寫在奮鬥的新一代華人高級知識分子，這些都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因為我堅持中文寫作，所以我一直感覺自己生活在中華文化的圈子裡，悠遊自在。同時我也一直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我們很關心中國發生的變化，在海外大力推廣中文教育、創辦僑報，都是這種關心與熱愛的表現。我在舊金山辦過《遠東時報》，宣傳兩岸“三通”。很多華僑都心繫中國，“愛我中華”，當然不是指那個香菸。 尤其是愛中華傳統文化。海外華人作家普遍都有這種認識，大家雖然分散於五大洲，但是都有相聚取暖、互相鼓勵的渴望。所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推舉我創立了“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在座的戴小華女士是第三屆會長，在馬來西亞召開過盛大的年會。
中華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積澱而成的，也不是說破就能破的
有一本書叫《1995閏八月》，曾經在暢銷。很多人相信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個月兩岸就要打起來了，海外華人都非常擔心。我在那一年趕回，從此就多了一個促進兩岸和平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