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演講稿 篇1
不知是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來越多，還是“後胡斌飆車案”語境下媒體對此類案件報導增多，讓人產生這類事故越來越多的感覺。新近，杭州又發生了一起酒後駕車撞死人的悲劇。8月4日晚，魏某酒後駕駛保時捷越野車，撞死橫穿馬路的女子馬芳芳。
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樣，駕車者身份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媒體報導強調，今年29歲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場部經理，車主系其父，也是該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長——新聞這樣交代並沒有問題，但我不喜歡某些媒體刻意在大標題中強調“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強調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樣，這是在迎合社會的某種情緒，渲染社會的斷裂，並營造一種對抗的氛圍，把一場酒後駕車引發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場貧富對抗、強弱對立、社會斷裂的標誌事件。
這樣的渲染是很可怕的。在胡斌案中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回想一下當初某些媒體的標題：富二代闊少飆車撞死大學生 ——這多么讓人血脈賁張，多么讓人憤怒，多么強烈地刺激著公眾本就脆弱而敏感的貧富神經，在斑馬線上營造了一種多么可怕的貧富對抗、強弱對立場景。可實際上，傷亡者譚卓早已畢業工作多年，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學的在讀大學生。如果根據實際身份把這樣的描述轉換為“在讀大學生開車撞死公司白領”，輿論肯定又是另外一種反應和情緒，可見這種身份標籤的悖謬。
顯然，一些媒體之所以那樣描述，是迎合輿論中部分人對貧富差距的受害想像，在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也是如此，看似在陳述一個事實，實際是在刻意強化那種“富二代沒幾個好東西”、“富人為富不仁欺壓良民”的輿論偏見，傳播“醉酒駕車者都是富人”、“強者肆無忌憚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駕車的多是富家子弟，這其實是媒體對身份的選擇性強調營造出的一種幻覺。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我國每年死於車禍的人數高達10萬左右，其中相當部分是“酒精”所致。中國每年由於酒後駕車而引發的交通事故多達數萬起，數以萬計的家庭因為交通事故而支離破碎。另有數據統計，從1994年到XX年,全國因酒後駕車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以 7.3%的速度增長——不知有些媒體有沒有深思過，每年數萬起的酒後駕車案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飆車引致，多少是寶馬闖的禍?
不說遠的，就說近來各地發生的幾起酒後或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故吧。成都那起醉酒駕車釀成4死1重傷的驚天血案，司機孫偉銘只是成都某技術公司一名普通員工，開的也不是名車。廣州中山一路“5·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車禍，醉酒駕車的司機梁某是一個普通人。嘉興中院近來審理了一起案件，從安徽老家到嘉興打工的高某，酒後駕車撞死了自己的妻子……在這樣的案件中，媒體從來不會強調肇事者的身份，因為那樣的身份沒有“新聞性”。而一旦是個富人或富二代，身份就會在新聞標題中被強化，於是留下“富人名車草菅人命”的印象。毋庸諱言，公眾情感因為這樣對貧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進一步被撕裂，正像在胡斌案中所顯現的那樣：既干擾了司法獨立，又撕裂了社會情感。
很明顯，醉酒駕車並不是哪個階層的原罪，不是專屬哪個群體的罪惡標籤，而是一種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惡，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開車，人人醉酒開車都會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駕車只是一種醉酒者對法律的侵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駕車者與社會的矛盾，而不是富人與窮人的矛盾。公眾的敵人是肆意踐踏法律的醉酒駕車者，而不是富人，只不過有時碰巧是一個富二代而已。
確實，改革轉型期的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是一個現實，貧富對立導致的許多問題也客觀存在。但負責任的媒體應報導真相，以客觀的輿論監督消弭這種斷裂，理性地引導公眾情緒，而不是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惟恐對富人的仇視情緒還不夠，為這種情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評論者更要有一顆仁心，更要把尊重規則置於首位，獨立、客觀、理性地進行判斷，而不是被怒氣沖沖、情緒化的輿論所引導，迎合那種非理性的情緒。貧富差距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去解決，而不是人為地渲染。
最後回到保時捷撞死人事件上來，需要輿論聚焦的是如何以嚴刑峻法遏制頻發的酒後駕車，嚴懲那些踐踏規則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鬨。這是公眾與醉駕者的對立，而不是窮人與富人的對立。渲染那種與事件無關的情緒，只會轉移對真問題的關注。
政治演講稿 篇2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經濟正一天又一天的發展，這不僅僅是國家巨觀調控的成果，更是我們人民對國家經濟向好的信心，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中國人民的生活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20xx年7月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期上調至4.6%，其中將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較上次提高了0.5個百分點，達到了10.5%。在過去的幾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速平均保持在了8%，“保八!保八!”這似乎成了今年中國經濟行業喊得最亮的口號。在今年我們看到在國家4萬億投資計畫以及系列擴大內需政策引領下，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速達到11.9%，這一數字是全球第一呀!前幾天，一項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在以強勁的勢頭髮展，在未來的世界中國必將成為一個閃亮的主角!
但是我們在為高速發展經濟而欣慰時，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在許多方面任然不能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一項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人居國民收入僅為三千多美元，僅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這個差距是中國發展的一大缺陷;有一份外國的調查顯示，中國的一位勞動者勞動8年+10個月的收入才等於英國勞動者勞動八個月的收入還等於美國勞動者勞動一年的收入。不僅是收入上的，還有社會保障、醫療保障、社會福利等等許多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差距。我們在高興的同時還應從實際出發，把握時機，大力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從分發揮投資、消費、出口這三架馬車的作用，不斷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總之我們應該樹立一個居安思危的心態，勝不驕敗不餒，積極應對國際挑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促進國民經濟蓬勃發展。
政治演講稿 篇3
在xx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指出，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並且明確提出了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五個必須”要求。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極端重要性，為加強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建設指明了方向。各級黨委要深入學習貫徹重要講話精神，切實擔當和落實好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始終把黨的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把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位，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第一，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旗幟鮮明講政治歷來是我們黨最突出的特點和優點。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是圍繞自己的政治綱領、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線、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組織起來的政治集團。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特別是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條件下，如果在黨內政治生活中不旗幟鮮明講政治，不警鐘長鳴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就會給黨帶來災難性後果。
《準則》指出：“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嚴肅認真開展黨內政治生活。”講得很透徹：“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保障，黨的團結統一就是一句空話。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們黨開展的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題的“三講”教育活動，就是為了使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幹部都能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嚴守政治紀律，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鑑別力，防止一些同志特別是一些新上來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那次教育活動為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要嚴明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提供了有益經驗。
第二，在我們黨的紀律體系中，政治紀律是牽頭的、管總的，抓住政治紀律這個綱，才能帶動黨內其他紀律都嚴起來。指出：“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政治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為方面必須遵守的規矩，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證。”世界各國政黨幾乎都有其保持政治上正確的具體紀律要求。黨員和黨的領導成員如果觸犯了政治紀律，在西方政黨也是要受到嚴肅懲處的。
這是因為，一個現代政黨如果沒有嚴明的政治紀律作保障，就會陷入一盤散沙甚至分崩離析的境地。蘇共這個在有20萬黨員時奪得政權、在有200萬黨員時打敗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20xx萬黨員時卻丟失了政權的老黨大黨，其一朝解體的重要教訓，就是放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動搖了黨的政治紀律，實行所謂各級黨組織自治，允許黨員公開發表與組織決議不同的意見，最終導致黨的自我毀滅。這個教訓昭示我們，必須把政治紀律放在管黨治黨首要位置，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維護黨的團結，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誠於黨的同志;必須遵循組織程式，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不允許超越許可權辦事;必須服從組織決定，決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不得違背組織決定;必須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不得允許他們利用特殊身份謀取非法利益。
第三，在黨長期執政條件下，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不管違反黨的哪方面紀律，說到底都是破壞黨的政治紀律。一個時期以來，黨的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生活紀律被一些黨員幹部甚至高級幹部認為是“硬”的、碰不得的“高壓線”，而黨的政治紀律則被視為“軟”的、虛的，似乎觸犯了關係也不大;有的黨組織也認為，黨員幹部只要沒有腐敗問題，其他問題就沒有加以追究和處罰的必要。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問題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反覆出現，同這樣的認識誤區直接相關。《準則》指出的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一些突出問題，就包括“高級幹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薰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在列舉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七個有之”的問題時也明確指出：“不能只講腐敗問題、不講政治問題。幹部在政治上出問題，對黨的危害不亞於腐敗問題，有的甚至比腐敗問題更嚴重。”“在政治問題上，任何人都同樣不能越過紅線，越過了就要嚴肅追究其政治責任”，“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誰都不能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兒戲”。這就告訴我們，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不僅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危害很大，而且違反了黨的其他方面紀律，也都會侵蝕黨的執政基礎，說到底也是違反和破壞黨的政治紀律。所以，政治紀律是個綱，抓住這個綱，才能做到使新形勢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綱舉目張。
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和教育實踐活動的整改落實工作，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考驗的是黨性強不強、紀律嚴不嚴、狀態好不好、作風硬不硬。有多少條意見就必須整改多少條意見，有多少個問題就必須解決多少個問題，決不能迴避、決不能敷衍。“十大整改行動”是整改落實工作的作戰圖、任務書。各級黨組織都要直面問題、不迴避矛盾，對照問題清單逐項清點，逐項分析，逐項立卷，逐項銷號，做到問題不解決不鬆手，整改不到位不罷休，不獲全勝不收兵。要把勤政建設擺上重要位置，加大對慵懶散的專項整治力度，把庸官、“太平官”果斷調整下去，把“獅子型”幹部堅決使用起來，建立促進“為官有為”的長效機制，營造崇尚實幹、敢於擔當、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