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俗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即便如此，也沒有一個願意閉嘴的，還是嗲嗲不休。
任公評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在那樣一個內外交困的年代，那樣一個風雲變幻的時局下，他有著國人沒有之清醒，也有著眾人不解的無奈。
他知道當時為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清廷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眾議，雖欲振奮而未由。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知道如此又能怎樣？
李曾至德見前宰相俾斯麥，叩之曰：“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麥良久曰：“苟為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孺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
人皆說李中堂位高權重，可實際上他從沒有達到像王安石、張居正那樣權臣的高度，充其量只是個重臣而已，權臣都在軍機處中，權力都在老佛爺那裡，那裡不會有弄權漢臣的政治舞台，這一點上我是相信老佛爺的實力的。甲午海戰，連日本人都說是李中堂一人與一國之戰爭，老佛爺要過壽，各地大員不聞不問，仿佛北洋之事只與李中堂一人有關，在這樣的朝廷之下，若是我，恐怕早負氣離職了，但李仍忍辱負重。
任公說李不學無術，說李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要李中堂通曉歐美之民主，但在那個群臣掣肘的朝廷里，開展一個純技術的洋務運動都是磕磕絆絆，要談體制改革如何可能。即使是十幾年之後任公後來擔任北洋政府的各種總長，任公也只能空談抱負，於實處無計可施了。難怪乎李中堂說：局外之訾議，不悉局中之艱難。即使是百年後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仍是步履維艱，又能怎樣，知易行難而已。
其實李也有開放的一面，維新變法之時，李送幾千兩白銀資助強學會。庚子之變時，其亦與革命黨有共和之議。八國聯軍浩劫完畢，被貶的李中堂又被推出來收拾那個爛攤子，誰不知這是千古罵名的事情，但他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可謂是苟利國家生死矣，豈因禍福趨避哉。
堂堂大清國，後來競無一人可以助李一臂之力，曲不高，但仍無人和，也是李一生際遇的悲哀，大清時代的悲哀。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