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德國，追求自由閱讀的人尋找的不是在民主德國境內經過審查而出版的書，而是在境外出版的書。因此，在柏林圍牆建起之後，尋書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一個非法攜帶圖書入境的問題。因此，邊境、海關、口岸便成了帶書和查書的戰場。
我父親1956年時還住在德勒斯登，當時通過新教教會的介紹去聯邦德國療養了一段時間，然後在那邊買了本沃爾夫岡·萊昂哈德的《革命捨棄了自己的孩子》。在火車過邊境前，他想著怎么才能過關，然後當機立斷關掉了廁所水箱的進水口，按下沖水按鈕讓水流盡後，把書包裹在塑膠膜里藏了進去。當時廁所水箱沒有被檢查，過了邊境之後——估計他一直待在廁所附近等著——再把書取出來塞進夾克，然後回到他的車廂。這本書給我們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我和女兒經沃爾夫斯堡去德勒斯登。在沃爾夫斯堡，位婦人上了車，她體態異常豐腴，氣喘吁吁地在車廂角落裡坐下。然後來了人開始檢查，我們不被允許下車。我女兒的小箱子裡藏著蘇聯作家安德烈·阿馬爾里克的《蘇聯會生存到1984年嗎？》和奧威爾的《動物莊園》。查到我們時，他們要求打開箱子把每件東西拿出來看，但沒發現什麼可疑物品——他們沒有查女兒的小箱子。火車開過邊境後，一沓報紙從那位胖婦人的衣服里“現身了”，把藏著的報紙拿出來後，她看起來苗條無比呀！
對於偷帶禁書的人來說，每個人都能夠擁有每本書，只需要花費一些努力，即便需要更久的時間和更多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