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中，作家的額面上，並沒有特別的標籤——趨暖避寒，喜樂悲苦，與常人是一樣的。一如香樟與臭椿，即便暗裡的氣味有些不同，但在大地之上，不過都是樹而已。
既為常人，就意味著，談咳之間也多俗語方言，且逢名利也生攫取之心，行止之間，都是凡夫俗子的做派。形狀之種種，從作家們的傳記里，是不難找到例證的。
俄羅斯人有“重理性”的整體特徵，但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卻是個躁動不安的人，時而激烈，時而抑鬱，時而堅定，時而猶疑。這樣的一個人，之所以成了神壇之上的人物，理性反思之後，不難發現，他是被社會賦予了與之相適應的一個角色——在這個角色上，他要完成一系列規定動作，要不停地“擺姿態”。這時的藝術，它關心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
不擺姿態的人也是有的，譬如帕斯捷爾納克。他的《安全保護證》和《人與事》兩部自傳寫得是那么平實、質樸，從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屬於“眾”的凡常人生。他在歌頌大自然的詩中，出現得最多的一個詞，是感恩。這樣的感情基礎，使他心中有敬重，對托爾斯泰那樣的從時間深處走來的人，衷心景仰。所以，對待創作，他取持重的態度，對一切匠氣的、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創作，都加以鄙視。
品藻之餘，直讓人感到，所謂象徵主義、意象主義、浪漫主義，等等主義的文學流派和樣式，都是現實主義文學的衍生與孕育。作家的偉大，也好像並不取決於他自身所散發出的光芒，不過是生活的浩瀚之光，從他狹小的指縫之間，折射到蒼白的紙面上的一二縷而已。
所以，謙卑地垂首，反而是一種榮譽的風範，因為身姿一旦放低，反而更能進入生活的內部，呈現出更為本質、更為獨特的意義。藝術的不朽，或許就這樣漸漸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