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引用尼采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是完全相反的：後者距離愈大，成像則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這是社會的 “透視學”，歷史的“透視學”。驗之以屈原，是謂確論。
詩人余光中說：“有水的地方就有龍舟/有龍舟競渡就有人擊鼓”;“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每當聽鼓聲橈聲人聲把一條條江抬起，我就仿佛看見，這龍舟是從千年的歷史河道劃來，在文化的航道里競渡。龍舟——已成為一個民族紀念不朽精魂的恆久載體。無論粽子的清香、艾蒿的苦澀，都進入尋常百姓家，化作千年習俗;詩人的遭際也進入 “冤屈”這樣的詞語，化作典故，我就認定：端午是盈漫著文化氛圍的節日!
屈原 “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一生，構成他愛國愛民命運交響的主鏇律。他既是偉大的“愛國詩人”，更是偉大的 “愛民詩人”。愛國的核心在愛民，愛國的目的在愛民。“愛國”而不愛民，不過假愛國以“愛己”。曾經“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他，不因身居顯位而俯首貼耳唯王命是從。他與趨炎附勢宵小鼠輩勢不兩立，他以激越的詩情與詭奇的詩篇直諫楚王。他痛心疾首的是“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惡之害公”、“方正之不容”。驅之不散的是 “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的痛苦。“哀民生之多艱”，正是他詩的精魂。“一曲《離騷》山鬼哭”——普通百姓不能從文字上全部讀懂他的詩句，卻在骨子裡與他靈犀相通，情感諧振。如果《離騷》失去了憂國憂民的血性本色，那么屈原就不成其為屈原，人民心中也不再有無限崇仰的偶像，端午節也只好另當別論。
屈原小時在樂平里 (多么美好的地名：為誕生了屈平而樂的鄉里)與鄉親們朝夕共處;放逐後，足跡遍及歸州、郢都、漵浦，湘沅、雲夢、汨羅，去的全是貧困之地。定然接觸到如漁父、長老許許多多平民，他詩中有關辛夷、芝蘭的描述，不是今天所謂的作家“體驗生活”者所能同日而語的。文學是對人的生存的普遍關照。這個世界永遠是好人多苦人多，生活不可能“天天都是好日子”。端午節，承擔著永遠的“民意調查”，鑄就千年口碑。“哀民生之多艱”，正是端午節永不過時的話題。
筆者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與嘯海蒐集整理過屈原的傳說，收入十多本民間傳說的集子，其中一個傳說，講的就是屈原的家鄉樂平里有一口曾供屈原整容的照面井，好人到此越照越美，貪官一照成牛頭馬面。所以至今有“照面井寒奸佞膽”的說法。屈原本人，就是一面靈魂的照面井，人格的照面井。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屈原身後32024年卻並不見諸文字,幾乎在史書上消失。其實這是不足為奇的：秦兵攻陷郢都，白起火燒夷陵，屈原作為戴罪之身、亡國之民、“專政對象”，回天無力抱石沉江，雖悲憤慘烈，卻哪有資格“欽史”留名?他的著作，自然也在被禁被焚之列。直到秦亡漢興，劉項皆楚，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楚國詩人才得以在太史公筆下“復活”，散失民間的詩章重見天日，屈原的傳說在底層悄悄流行。正是黎民百姓保護了屈原及其詩作，是“哀民生之多艱”者得到了回報與慰藉!司馬氏一篇《屈原列傳》，把傳記寫成了抒情詩，不是一時的疏忽，正是“屈絲”的良苦用心!
近年來有國家在爭端午的文化遺產誕生地，國內一些地方也爭所謂“屈原出生地”，作實用主義的偽考強證，可笑亦夫可悲。世界級、世紀級偉人從來屬於全中國、全世界，屈原文化資源舉國同享、全球共榮，誰可據為己有!還有人把屈原當“牌”打，無異於賭博，至少是對偉人的一種輕慢褻瀆。
嗟呼，“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端午——中國的詩人節!屈原——中國的詩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