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暫時拋開帶在孟子頭上那些名譽的光環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孟子將會是個十足的空想家。他的政治理論，“民貴君輕”畢竟不是什麼真正的民主思想。他的政治體系的出發點是“君”而不是“民”，得到的利益最終獲益者是統治者所代表的“君”而不是普天之下的“民”。孟子頂多只是從道德禮義方面對制度進行了某種形式的修補與改善，而不是徹底地廢除那種畸形的君主制，沒有勇力也沒有先見之明，將這種制度完全否定。所以即使他認為作為君王，那必須是“天與人”，並且提出了“天視自我而視，天聽自我而民聽”，這種似乎將君主的地位就托負給“民”一樣，其實不然。因為我們而爾後就看到，當有人問起孟子自己為什麼不能成君時，他自己說是沒有經過君王的推薦，即便是民心所向，也是不可能成為君王。這裡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極大的漏洞，孟子雖然有意願讓君“民與之”，但這種形式下的君王並不是“民眾”選舉的結果，而是君主“禪讓”移交的結果，仍然是統治階級之間的政治遊戲。因此即便是孟子高呼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人民仍然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限制，他的民貴君輕思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僅僅是一種樸素的“民本”思想而已。
正如拍拉圖眼中由金，銀，銅鐵組成的理想國，莫爾假想中那個人人平等的事有最初社會主義思想的烏托邦一樣，孟子的那個淳正風俗，天下皆堯舜的國家不免帶有了人類特有的夢幻氣息，而作為這個夢想的主宰者，便當之無愧稱之為“空想家”。空想家的志向是偉大的，超越其所在地在的時代；他們的言行是怪異的，甚至被當時世人所誤解，迫害的。他們的奇異的思想卻在幾百年，甚至於幾千年後，人類思想進一步擴充與發展後，他們的思想卻成功之路了那個時代的一個偉大預言，無可厚非，這就是他們存在的意義。
空想家不是一無是處的，對於本身所處的時代而言，空想家這一詞看似荒謬，因為他的遠見性是同一時代人所無法企及的。在一個特定的時代里，有太多的因素限制著人類的視野，或許是物質上的，或許是精神上的，這種限制使人類的思想前進變得緩慢。在沒有更好更行之有效
的方法之前，人類便如同在黑暗中摸索一樣。然而這其中不缺有少數的先行者，他們在茫茫的黑暗中發現了明日的曙光，但對於多數黑暗中的大眾而言，那些少數的先行者是另類的，是不符合大眾那個群體的，這是不可思議，不可理解，甚至於被認為是錯誤的。於是那些空想家不得不拋下世俗的羈絆，遠離了大眾，選擇了孤獨，在新生的大道上留下空想家們履步的足跡。對未來，對於未知，誰也不能測定，那些空想家有一部分成功了，成了人類某一領域的鼻祖；也有一部分失敗了，被大眾永遠地遺忘在了漫漫歷史長河中。
即便存在著這樣二種截然不同的結果，空想家也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不可以消失的。笛卡爾曾經說過，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真理追求者，他的一生至少應該有一個時期，要對一切的事物都進行儘量持懷疑的態度。那么，我們可以這么想，否定了一世現行的條條框框、思想、事物，不就是否定一個原來的世界，原來的自我，而在否定後的空白中成就一個新世界，新我的過程嗎？因為這種新我不是現成可以模仿的，所以必然要一些人去構思，去探索，這其中就少不了空想家的功勞。大家可以從歷史的長河中發現這種跡象。正因為有了拍拉圖的“理想國”，莫爾才繪製出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烏托邦，爾後傅立葉、聖西門的進一步發展，到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感開始展現，列寧進一步完善，再到毛澤東的實踐。這一系列，拍拉圖的空想，莫爾的空想，起了引導者，先行者的作用。我們還可以從洛克到孟德斯鳩，再到托爾維爾，密爾的思想路線；也可以從路德，加爾文，韋伯，貝爾的思想路線中得出相同的結論。
對於空想家而言，時代中所隨流的思想權威是一個危險的東西，作為統治者行政的一種手段，他人在他們所統轄的公民頭腦中建立起一種觀念的鏈條，使統治者能夠自豪地指揮他們，成為他們的主人。中國古代的老子也曾經指出：“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無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而無不治。”這種形式下所培育出來的民眾將是些“四肢發達，手腦簡單”的愚者，也是中國愚民之政的受害者。然而空想家則不然，他們的思想是超越想像者本人的境界，超越於常人的生存空間，超越他們所處時代，並服務於那個現實社會或被後人奉為救世聖經，這就意味著空想家都是一個特定獨行的，不被常人和當時世界所理解的“另類”，這也導致了空想家的終生孤苦與寂寞的自下而上方式。
孟子的政治在當時社會中失敗了，但他對於整箇中華民族的影響卻是長久不竭孟子本身做為一個空想家卻為後世的實踐者開闢了源頭水，這一點是功不可沒的。也許現在起，我們自當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那些空想者們，因為他們的所做正可以用顧城的一句話來印證：“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則用它來尋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