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結構上的變遷，都會對國家安全產生深刻影響，而中國今天正處在新一輪人口變遷中。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面臨的人口再生產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人口在上世紀50、60年代，由傳統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轉變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後，僅僅30年左右的時間，就已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趨勢基本不可逆轉。
可以預見，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仍在加速推進的情況下，無論人口政策如何調整，今後中國人的生育觀念也將很難回頭，人口總和出生率將繼續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進一步下落。日本、俄羅斯和韓國等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人口變遷經歷，都已說明了這一點。這兩點變化決定了未來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走勢，比如老齡化時代到來，性別比的失衡，還有獨生子女在主流城鎮社會成為中堅人口，以及少數族群人口在中國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區聚居度增大等。
這些變化使中國國家安全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首先就是發展安全。由於老齡化程度加深，社會總撫養比增大，用於老齡人口養老、醫療等的費用增多，將使國民收入中用於消費的部分增加，而用於投資的部分將不得不減少，使支撐國家長遠發展的財政能力受到制約。如果中國因此發生經濟停滯，今天中國人熱衷說著的“大國崛起”、“偉大復興”等等，將不過是鏡花水月，一廂情願。
二是軍事安全。近20餘年來中國國家利益日益拓展，對軍事安全的需求不斷增多。但在國民收入三部分：消費、投資和防務中，由於用於消費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國防的國民收入，將來也可能不得不壓縮或受到很大限制。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必然在心理上總體趨向保守和防禦，公眾對於良好社會保障的壓力會使國家不可能將更多財富用於國防建設。這一問題目前在中國還不明顯，但再過一二十年，情況就有可能發生顯著變化。
在中國國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支撐足夠的軍事能力，這不僅影響軍事安全，也影響發展安全。同時，一個獨生子女占勞動力主體、老齡化程度日深的社會，也將侵蝕一個國家防範和進行戰爭的能力。在獨生子女家庭占中國家庭總量幾乎一半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對戰爭的承受能力將完全不同於以往。
三是社會安全。目前，中國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在社會保障上城鄉分別明顯，中國兩種社會和人口———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間的對立，今後也可能加劇，從而影響社會安定。
中國人口正由傳統農業人口向現代工商業人口轉換，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後，一旦城市經濟發生危機，很多人就將會在城市成為流民或遊民。從一些國家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型的情況看，人口轉型同樣產生過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由此引發過革命。
還有一點不能忽視，大量適婚男性將因男女比例失衡而無法組織正常家庭生活，這將不僅誘發販賣人口現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劇黑社會活動及其他危害社會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國近些年來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機、價值觀問題，很大程度上也與上世紀70年代以來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中國傳統儒家文明的繼承是靠中國特定的生育文化來支撐的。然而，獨生子女群體不僅在改變人口結構、社會結構，也在改變文明結構。有調查顯示，獨生子女在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集體意識、合作精神和犧牲奉獻觀念等方面，與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顯著差異，在這一代人身上，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色彩更為淡薄。
由人口變遷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有些已處於逐漸爆發期，有些還處於積累期，現在來看還不是特別嚴峻，但未來會對中國的發展形成重大影響。為此，中國的人口政策應該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
與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長過多不同，今後中國更應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規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現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別比失衡程度加重。為此，應促使獨生子女家庭在全國家庭數量中的比重逐漸減小，以保證國家發展安全，同時也保證中國傳統信仰結構和文明傳統不至於在一兩代人之間就完全斷絕，和保證未來中國軍隊中的絕大部分成員不是獨生子女構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國目前在不同地區對不同人口群體分別對待，這在一定時期有其必要性，但現在已有調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國應根據“人口紅利”可能將於xx年左右喪失的情況，加快產業升級，擺脫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推動產業轉移，促進西部地區工商業發展，帶動人口空間移動。在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實現更高程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將大大減小地區發展差別，促進社會發展公平，以及東西部之間的人口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