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做過一個怪夢：我跑向一個陌生人，向他借錢，他毫不猶豫地掏給我一張百元大鈔，然後就走了，走的時候滿面微笑，象一個綻放的春天。懵懵懂懂地醒來時，我很納悶，為何我敢向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借錢呢？為何他不問緣由地就爽快地借給我一張大鈔？還是那么高興地離開，甚至對我還不還錢根本不在乎？這些疑問糾纏了我一時，清醒後想到了答案——因為這是個夢啊！夢不異，還叫夢？可是，這確實是個異乎尋常的夢，是一個遙遠的夢。然而現實中的我們，卻不得不天天都要面對，這個被“利”字支配的世界。儘管“情”這個東西，被無數人所吟詠歌頌得那么美好，許多時候，在“利”面前卻也只能充當配角。我曾有過一次尷尬的經歷：一天打的回家，司機是個很健談的人。很快，我倆便暢聊了起來。兩人十分投機，有說有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當時不禁想，要是旁邊坐的是個很熟悉的朋友，也未必如此其樂融融吧？快到家了，我將手伸進平時裝錢的口袋，突然，一絲汗意從背部冒出——我的錢呢？我一陣慌亂，把身上的幾個口袋都翻了出來，沒有！司機發現了異常，見我拿不錢來，先前的友善無影無蹤了，口氣冷漠地對我說：“你坐車怎不帶錢呢？別告訴我是錢丟了，象你這樣的人我可不是第一次見。太不象話了！”接著說了一大堆的抱怨。讓本來手足無措的我更是汗顏。最終我紅著臉懇求他，在我家樓下等一下，我回去拿，才擺脫了尷尬。十元錢，就十元錢，肯定是弄丟了的，但卻讓我在他的眼中形象立馬發生質的變化。事後，我不禁嘆惋：此乃十元錢的力量，能讓一個人的態度變得截然不同；此乃“利”的力量，摧毀情感的萌芽。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在今天，當一個人面向社會後，他與別人之間的關係紐帶， “利”居多，“情”居少，更多的是“利”為主， “情”為輔。很多“情”是“利”的副產品，這只是一座不打地基的樓。利益生的情感，隨利而塌；情感生出的利益，實在珍貴。人本無分，因“利”而有別，於我有利者親近，於我無利者無關，損我利者疏遠。“利”分你我他，人以據為己有為求。於是，我開始幻想，幻想一個非為“利”所充盈的世界，幻想一個由愛主宰的社會，幻想那個名叫 “大同”的治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儒家的“大同”，墨家的“兼愛”，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異曲同工地描繪了一個尚博愛而輕私利的理想社會。古人的夢想，今人的夢想。那個夢中的陌生人，何嘗不是我潛意識中對理想的人際關係的期盼呢？錢借走了，他依然快樂。他也許懂得了，他並未失去；他也許相信，錢並非其一人所有。佛家講“非我”，不如理解為“我”之所有，眾人之所有，而非個體之私有。“我”的錢流入他人之手，“我”仍擁有。寫到此處，我自己也不禁感慨：“那是一個超然的社會，幻想罷了。”我又回到了現實，恍然悟到，夢之遙遠，只因為思考對象為社會大整體，而社會之變，賴於人之變。周國平說，人要有真性情。“所謂真性情，一面是對個性和內在精神價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對外在功利的看輕。”倘若人人憑真性情而活，“大同”何不可至？其實，“真性情”是人之本心需求，只因世風外力的反作用令人難以達到。縱觀歷史，每一個時代，真正堅守真性情的人，少之又少。魏晉之阮籍，嵇康是也，唐李白可算其一，宋蘇軾可算其一。縱然難以達到此境界，但可努力向其追求。不能與之相交，可無限接近。還是周國平說得妙：“你說，得活出個樣兒來。我說，得活出個味兒來。名聲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對人對已都不要衣帽取人。”“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至人喻以情。”非人人做得成君子，而人人又唯恐成一小人，那么，我夢想，一個至人的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