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日本商業四百年》一書，最大的感觸就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始終扶持民企。也就是說，日本的富強和日本政府推行扶持民企、藏富於民的政策關係密切。
當然，日本政府推行這種政策有其歷史淵源。在 1880 年代中，日本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紙幣更新換代引發了農產品和土地價格下跌，政府為了增加資金儲備，又不斷克以重稅，結果導致大批小地主、小商人紛紛破產，很多人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但土地資源豐富的大地主和財大氣粗大的財閥卻扛住了經濟危機，順利度過難關，而且他們通過不斷兼併最終還獲取了巨額暴利。
有了這次經驗之後，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他們把一些國家掌控的產業出售給民間企業，主動流失國有資產。像 1888 年，日本政府就把最富有的礦山三池煤礦出售給了三井物產（見《日本商業四百年》第 185 頁）。明治政府為了扶持三菱，給其貸款 70 萬美元，用以購買貨船，分十五年還清借，利息全免。後來，這些船舶又全部歸三菱所有，使三菱擁的噸位高達 3 萬噸，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見《日本商業四百年》第 120 頁）。其實，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在《菊花與錨》這本書中還讀到這樣一件事情：明治維新時期曾出台過一個“保育養成法”，也是用來扶植、鼓勵民間造船事業的。政府以提供造船資助金等手段，換取在戰時徵用這些民船的資格。其中扶植民間造船一事尤為重要，說明日本海軍建設已經超越了購買軍艦的階段，開始向建立全面的軍備工業體系，以及平戰結合的軍備制度方向邁進。（見《菊花與錨》第39頁）當大清國還在向西方列強購買軍艦時，日本的川崎神戶和三菱長崎兩家最大的民企已經開始製造“天洋丸”和“地洋丸”等世界著名的輪船了。不僅造船業如此，其他的行業的情況也差不多少。像北海道商人五代友厚也從政府手裡購買了大量國有資產。這些資產包括物產交易所、碼頭、倉庫、畜牧場、啤酒廠、煤礦等等（見《日本商業四百年》第 123 頁）。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於是，像三井、三菱等這些大財閥大為受益。政府為了保證出售的國有財產不打水漂，還對這些財閥積極扶持，扶上馬、送一程。
客觀地說，政府以合理的價格把工廠、礦山出售給民間企業，並提供一些優惠政策和補貼，確實推動了民間工商業的飛速發展，待他們力量壯大之後，反過來又推動日本的工商業以膨脹式的速度發展。在這一系列政策的推動下， 1886 年以後，日本經濟蓬勃發展，四大財閥各顯其能，在軍工、造船、鐵路運輸等行業都獲取了巨額利潤，而日本的工業化也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日漸強大。比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民企都是在政府扶植下，不僅走到了今天，而且均已成為世界級的大企業了。
反觀中國，世界級民企基本沒有。從清政府以來一直走的都是與日本完全相反的道路。歷屆政府大多喜歡搞企業國營，對民企的扶持也僅僅是官督商辦，這就嚴重製約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到了 1956 年，新中國通過公私合營，幾乎把所有的民企都變成了國營或集體制，使中國的民企在一夜間全部消失。直到 1978 年以後，個體和民企才又逐步恢復了生機和活力。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民企的發展還是不盡如人意的。在 XX 年的中國 500 強企業中，金榜題名的頂級企業仍舊是石化、電信、銀行等領域的國有壟斷性巨頭。而對廣大民營企業來說，這又是一份“少數派報告”。其實，不用看相關數字，情況也是一目了然。像石化、通訊、金融、鐵路、航運等等，目前沒有一家民企能與這些領域的國企構成挑戰，甚至連幾分之一的實力都沒有。看一看我手頭的這份《中企 500 強：蛋糕更大 民企尷尬 》文章，就更清楚了。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講了這樣一個事實：在 XX 年，進入中國 500 強的民企較上年雖有增多，但在營業收入、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方面，仍舊遠遠落後於國企，且差距較上一年還有進一步擴大。
那么，民企和國企之間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首先，從利潤方面看，目前，我國前 184 家民企的利潤總額不及前 10 家國企的一半；其次、在中國前 50 強企業里，只有兩家民企（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江蘇沙鋼集團有限公司）；第三、再看我國年營業收入過千億的前 80 家企業中，民企僅占了 9 家。其中最大的華為以 1851 億元的營收領跑民企，可是，它還不到中石化的十分之一。
那么，是不是國企管理的好，以高效率取勝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中企聯、中國企業家協會課題組近日發布的《 XX 中國 500 強企業發展報告》中稱，從企業盈利水平看， 316 家國有企業的收入利潤率和資產利潤率分別為 5.67% 和 1.75% ，低於 184 家民營企業的 6.05% 和 3.63% 。從勞動生產率來看，國有企業的人均營收為 129.06 萬元 / 人，低於民營企業的 158.57 萬元 / 人，國有企業人均利潤 7.32 萬元 / 人，低於民營企業的 9.60 萬元 / 人。此外，從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百分比看，國企的研發強度也低於民企， XX 中國企業 500 強中的國企平均研發強度為 1.41% ，而民企則為 1.8% 。
從當今世界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軌跡來看，沒有哪個國家是靠全力發展國企而真正發達起來的，就像只有光鮮的“國家隊”不能成為體育強國一樣，光有國企強大是無法成為經濟強國的。扶持民企、藏富於民才是已開發國家的根本做法。中國政府應該給民企更大的發展空間，讓民企發展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藏富於民的長遠目標。而藏富於民又是國家強大的必然保證。
其實，藏富於民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經濟理論，是古代富民學說的延伸。藏富於民是現代東西方已開發國家的主要特徵，是現代文明的終極價值觀。也是一種民主及國家強盛的現象。
藏富於民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舉一個例子，為了給日本擴建海軍籌款，住友家族一次就捐款 50 萬日元，這個數目有多大呢？如果我們以 1872 年的匯率計算，一日元可以買 1.5 克黃金； 1872 年的日本海軍軍費是 186 萬日元； 1877 年的日本國家預算是 4800 萬日元（見《菊花與錨》第 27 頁），一個私企的捐款竟占了海軍軍費的四分之一強、占了國家一年預算的九十六分之一。再換個說法， 1868 年，日本政府從歐洲買回一艘當時比較新銳的軍艦“甲鐵號”，只用了 40 萬日元。當時，“甲鐵艦到手，明治政府頓感底氣十足”（見《菊花與錨》第 20 頁），可見這艘軍艦的分量。為此，日本天皇大喜，冊封住友家族領袖住友友忠從五位官銜，報紙對這事大書特書，充滿激情地預言： 1890 年代的日本商業，是屬於住友家族的（見《日本商業四百年》第 168 頁）！
試問，我們國家有這樣的民企嗎？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出現。我覺得僅舉這一個例子就充分說明了藏富於民的好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