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道德的要求高於人類利已之心，道德的實施只能通過個人的強制。法律不能成為強制道德的手段，因為它不能逾越正義所允許的範疇。當我們想做違背道德的事情時，“內心那個人馬上提醒我們：太看重自己而過分輕視別人，這樣做會把自己變成同胞們蔑視和憤慨的對象。”然而，要達到個人內心的強制，對於追求私利的個人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網際網路的觸角無處不在，通過社會群體對違反道德的個人的指責乃至唾棄，也確實給我們敲響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鐘，使我們不得不加強道德意識的建設。
倫敦《金融時報》在採訪xx關於政治體制發展的問題時，溫總理的回答是：其實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還是想從經濟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面發展的社會。這就是我為什麼很喜歡閱讀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原因。亞當·斯密於１７７６年出版了《國富論》，他也寫了《道德情操論》。在《道德情操論》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我一直認為，公平正義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好像怕民主、怕選舉，其實不然。我今年在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講過，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讓你坐在台上。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村級的直接選舉，鄉、縣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縣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但是我堅信，民眾能管好一個村，就一定能夠管好一個鄉，一個縣，也就能夠管好一個省。但要按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漸進。
不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還是從黨的執政能力的角度，都迫切要求我們無時不刻使用道德這個無形的手，淨化我們的隊伍，更好的服務於人民。我想這就是溫總理三番五次的推薦我們看這本書的道理。
作為政府工作人員，我們的道德準則就是“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民信任我們，擁護我們，才能創建良好道德秩序的和諧社會。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還僅僅使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道德修養的提高對我們整個國家和黨的政權的穩固的重要性，僅僅是我們在學習和工作中的“方法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我們更應該通過更多對“人性”的了解，在我們的工作中認真對待人民的訴求與法治的建設，真正在工作中通過我們政府的引導，提高全民族的素養，讓社會公共倫理道德觀念得以提升。讓我們的道德環境能夠適應中國飛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