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善於科學決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關鍵。領導者的主要職能之一是決策，毛澤東的決策藝術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它植根於中國革命這片沃土之中。他高瞻遠矚，思維敏捷，靈活機動，因進制宜，在中國現代歷史舞台上，導演了一幕又一幕波瀾壯闊、威武雄壯的活劇：到農村去設“大本營”，建立革命根據地，由此，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得以確立；長征路上，四渡赤水，智調滇軍，轉危為安，跳出重圍；透過抗日烽火，把握客觀規律，預測到持久抗戰的三階段，中國一定能取得勝利；一身系天下安危，毅然赴重慶談判，針鋒相對，堅決同蔣介石的獨裁內戰賣國作鬥爭；指揮千軍萬馬馳騁中原大地，適時發動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戰 。毛澤東在其領導的決策活動過程中，非常重視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和靈活性相結合。在原則許可的範圍內，因時而異，因地而宜，靈活機動，以更好地堅持原則性。重慶談判，就充分地表現出毛澤東這一特色。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企圖搶占人民抗日勝利的果實，繼續維持其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於是，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策劃以軍事進攻和政治欺騙交迭使用的xx兩手策略，積極準備發動內戰。蔣介石蓄意挑動內戰，打出了“和談”的幌子，玩弄起假和平的詭計。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直接舉行談判。黨中央、毛澤東早就洞察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國玩弄的“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最後決定由周恩來副主席陪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以高超的鬥爭藝術，指揮若定，以談對談，以打對打。由於蔣介石堅持獨裁、內戰、賣國的方針，造成整個談判期間處於一種邊談邊打、打打停停的狀態。要打破談判的僵局，促成國共談判達成協定，就必須在談判中把原則與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為了表明中國共產黨的誠意，毛澤東認為，可以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作一些讓步，以最大努力爭取和平民主。於是，中共和談代表提出，國共雙方軍隊整編的比例由5：1改為中共軍隊僅占全國軍隊的1/7，並決定將廣東、浙江等八個省區的人民軍隊撤往蘇北、皖北等地。經過反覆的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在《國共雙方會談紀要》上籤字。重慶談判所以能達到一定的目的，除了毛澤東那種“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大無畏精神之外，還在於他“獨具慧眼”，善於掌握形勢，抓住有利的時機，作出正確的決策，並在實施決策過程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領導藝術。
第四，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知人善任，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保證。在毛澤東的領導藝術中，他傾注了巨大的心血來澆灌和培育思想政治工作這朵鮮花。善於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是毛澤東領導工作中的一項主要方法，也是引導幹部和民眾為實現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而奮鬥的根本保證。毛澤東的思想政治工作藝術可以概括為：疏通引導、注重說理、善意批評、堅持民主、以情動人、用先進事跡感染人、用通俗生動語言談心對話、領導做表率、制度建設等。在選任幹部方面，毛澤東具有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領導藝術。他認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出注意、用幹部這兩件事。領導者必須善於識別和使用幹部，善於愛護和培養幹部。毛澤東借鑑古代用人之道，提出德才兼備的標準和任人唯賢的政策。他善於根據鬥爭任務的需要，果斷地組織幹部和建立領導核心；堅持“五湖四海”，團結廣大幹部；善於運用辨證的觀點識別人才，並能用人所長；具有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護人才，以及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在實踐中磨練人才的獨特風格。在知人善任方面，選用羅榮桓便是一個例證。1930年春，毛澤東為安排紅四軍政委一職頗傷腦筋，他需要為23歲的軍長林彪選擇一個合適的搭檔。林彪打仗靈活，但個性強，很古怪，不願聽別人批評，平時一付沉默寡言的樣子，別人很難同他共事。經過毛澤東的慎重考慮，終於選中了貌不驚人的羅榮桓。羅榮桓是個老實人，在開闢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發現了他許多可貴的素質：凡是要求戰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時衝鋒在前，退卻時掩護在後；行軍時為病號扛槍，宿營時下班查鋪。羅榮桓走馬上任，開展了生動活潑又扎紮實實的政治工作，使全軍指戰員始終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戰鬥情緒，同時把軍事訓練、後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條。性格偏狹的林彪也感到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於是，軍長和政委相安無事。毛澤東從羅榮桓的樸實中，發現了他在原則問題上的堅定不移，在非原則問題上的容人之量。毛澤東發現的這位人才，成了人民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匠，是軍隊政治幹部中唯一獲得元帥軍銜的人。毛澤東在堅持德才兼備和任人唯賢的同時，堅決反對任人唯親。他對秘書說：“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象蔣介石他們一樣搞裙帶關係，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如果那樣下去，就會脫離民眾，就會和蔣介石一樣早晚要下台。”他還對秘書說：“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現在一律不準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我給安排什麼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