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與製造業的國家裡，大地主的剩餘產物沒什麼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餘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製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餘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於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國富》297-299頁）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於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隻“無形的手”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並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國富》327頁 )
關於把資本用在哪裡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並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並引導其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並不十分明顯。
由於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一定資本後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提供的利潤，大於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麼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