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收集的《國富論》讀後感，歡迎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國富論》讀後感範文(一)
看完國富論、美國近代經濟發展史、羅斯福新政後，一直想寫點嘛。現在4點多了，也睡不著了，就寫點吧。
1929-1933年的美國，是美國經濟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這個時期，是美國私人壟斷企業發展到最鼎盛的時期，但是這種私人壟斷鼎盛帶來的，是國民經濟減少，貧富懸殊加劇，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盪不安。每一個人都把最壞的東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一樣)帶來這種狀況的原因，就是私人壟斷企業的鼎盛。因為私人壟斷企業追逐的就是利潤，就是個人利益，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負任何社會責任的(就像現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壟斷了我就是不降價)很多商品他寧可囤積爛在倉庫里(就像現在的囤積房地產)，倒在大海里，也不願銷售出去。因為賠本銷售，帶來的是不盈利。私人壟斷追逐的是個人盈利。社會動盪什麼的，似乎跟它無關。
但私人壟斷忘記了，個人利益雖然最大了，但在一個動盪、黑暗、每一個人為了個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會裡，怎樣安全消費，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會穩定，人人富裕，商店顧客盈門的環境裡去消費，才能真正實現和體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到處遊說，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財富，反哺於社會。這就是為什麼郎鹹平在講座時，一遍一遍問富人們，你們還敢不敢讓孩子一個人去上學。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美國富人們為什麼去上書國會，主動要求增加自己的稅負。他們這種財富來源於社會，就要反哺社會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後的羅斯福新政。
1933年，羅斯福上台，實行新政，結束了美國最黑暗的私人壟斷企業時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國家拿納稅人的錢，出手收購私人壟斷企業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權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壟斷企業發展成國有私人混合的壟斷企業。美國也由一個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為一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企業還是壟斷，但因為股權的改變，導致壟斷的受益人變了，壟斷賺的每一分利潤，都通過國家控股這一部分，返還到每一個納稅人手裡。每一個美國公民納稅人，都通過手中的身份證，享有這些壟斷企業的一份股權，享有壟斷帶來的利潤。(這點更像是共產主義)
私人企業的缺點是什麼，私人企業的缺點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發展的最終形態，就是私人壟斷。當市場都被壟斷以後，矛盾就出來了。商品的價格我可以隨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爛在倉庫里，我只要賣出去一件，就賺回本了。兩件就是100%的利潤。價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結果，就造成社會生產只為個別壟斷資本家服務，而付出勞動去生產的工人，卻享受不到社會生產帶來的成果。社會矛盾因此尖銳，社會動盪不安。舉個例子，黨國是誰亡的?有人說是蔣，有人說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黨國的人，是宋靄齡，宋靄齡是個很聰明的小女人，說她聰明，是因為她很早就看到蔣的光輝政治前途，將妹妹宋美齡介紹給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將老蔣送入大總統的寶座。老蔣掌權後，她就讓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長，其弟宋子文做了財長部長，把持黨國行政財政大權，天下財富盡歸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蘇聯留學回來的蔣經國打囤積壟斷，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說她小女人，是因為她沒有大的眼光，天下財富盡歸我有這種私人壟斷最後帶來的，就是天下大亂，動盪不安。黨國很可惜沒能等來羅斯福新政，亡國了。(當然那個時候也不可能迎來羅斯福新政，因為貴族門第思想嚴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識太差。只有經過共產主義革命後的中國，人民自我意識覺醒，才有可能迎來新政。)
國有企業的缺點，這點每個國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產能低下(大鍋飯嘛，乾不乾都一樣，我乾它幹嘛。)投資沒有責任(不是自己的錢，花的不心疼)。這裡講一個笑話，這個笑話是索馬里海盜的笑話，索馬里海盜劫了一艘中國船，中國派了個官員去談判，海盜要200萬贖金不還價，最後這個官員一看沒辦法的就說：“我給你300萬，你給我開個900萬的發票好不好。”海盜一聽哭了：“兄弟們，別做海盜了，去中國當官吧。我們風裡來，雨里去，槍林彈雨的才掙300萬。人家動動筆，改個發票就能掙600萬。”這個笑話折射的就是沒有信託責任的國企的特點，投資，不是自己的錢，花多少都沒關係。是否盈利，也沒關係。不需要評估報告，隨心所欲。國企，缺乏監管;監管，形同虛設，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舉個例子，這段時間沸沸揚揚的鐵道部的張xx，網傳他貪腐了20億，有人就不平了，說張xx招標高鐵項目，砍英美企業的報價，一下就砍掉30億，替國家節約了30億。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了，這個價格是怎么組成的，翻翻國富論就知道價格是由土地地租，勞工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組成，國富論是西方經濟構成的基礎，堪比中國封建王朝之論語，歐美的大企業能不知道。去競標一個項目，都會拚命把利潤降低，把價格壓低以求中標。但這幾個歐美企業卻一下就虛開30個億，30個億啊!這是為什麼。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賄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績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獻金的同時我告訴你，我把報價虛報了40個億，你明天砍我30個億我就接受(我當然也得賺10個億嘛，你看獻金都在你手裡了)，給足你面子。當然這只是個人猜測，但這就是國企啊，這就是沒有監管，產能低下的國企啊。
而國企和私企相結合的這種混合企業，就正好有效化解了兩者的矛盾。
私人企業，追求利潤，追求壟斷。而混合企業通過國有控股這個有效手段，使得國家這個股東，可以監管他的財務，防止他的壟斷，和價格虛高。而且又通過國有控股這個有效手段，使得企業的利潤，又通過股市，返還到每一個股民，每一個納稅人身上。促進資本流動，緩和了社會矛盾。
國有企業，產能低下，而混合企業又通過私人控股這一部分，將企業利潤，獎勵給企業的經理人，返還到每一個私人股東。企業的私人控股的股東，又為了利潤，主動對經理人進行有效監管(如果私人股東和經理人聯合起來做假賬，這不光是要坐牢，還會被遊街的)。這就使得企業在監管下，很有效的向前運行。
這就是揚長避短的混合企業，這也是資本和社會主義結合的最終形態，國有壟斷混合企業。
《國富論》讀後感範文(二)
《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2025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斯密《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採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巨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關於勞動分工的理論，分析了勞動分工的決定因素，並進一步結合新興古典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分析了不同經濟實力的欠發達區域在不同的階段如何選擇最優分工網路，並藉此分析了我國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內在原因。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篇就談到了勞動分工。他認為勞動分工和市場競爭是國民財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但經濟學發展的一百多年間，市場競爭理論得到了極大豐富，而勞動分工理論卻相對顯得蒼白。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利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復甦了斯密關於勞動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分工理論認為，勞動分工是通過制度安排而與交易費用相互決定的，即：由交易費用決定的制度安排決定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通過分工經濟提高制度收益，並進而降低交易費用。作者給出了兩個理論模型及其修正。
接著，作者證明了勞動分工理論中的三個重要命題。
命題1：勞動分工產生遞增的規模報酬，是經濟進步的源泉。
命題2：勞動分工依賴於勞動分工，沒有任何外生優勢的單純分工也能實現經濟進步。
命題3：經濟發展依賴於一定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制度，在地理上表現為一個波浪式的推動過程。
另外，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證明，不同區域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對應於不同的分工水平，產生不同的增長效果。因此，欠發達區域面對不同的人口規模、制度供給、交通條件，應選擇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據此將欠發達區域分成三類，並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擇。
區域模式1：人口較多、居住密集的欠發達區域
根據命題2，此類區域即便沒有任何優越的資源稟賦或比較優勢，依靠自身的市場需求，選擇合適的分工模式，也能實現經濟進步。
作者認為，應將此類區域細分為若干個子區域，將相關產業分類聚集，發展“園區經濟”，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專業化水平，進而產生產業簇群。
區域模式2：人口較多、居住分散的欠發達區域
此類區域以中國中西部的農業大省為典型代表。因為多數居民都分布於廣大農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間貿易的交易費用很高，制度創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給水平低下。當務之急是提高專業化水平，以便與高水平的分工網路對接。
提高市場分工水平有兩種途徑。一是大力發展中小城鎮，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從而減少交易費用和制度創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點是鼓勵專業化的生產和服務，為個體私營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服務。根據命題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產業，也應該是在專業化的基礎上選擇以農產品為核心的分工網路。
二是融入臨近區域的分工網路，即給發達區域“打工”。因為在經濟發展初期或工業化前期，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來支付交易費用和學習成本，也難以承受為集中人口而進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費。而此類區域勞力成本相對低廉，因此可選擇有資源稟賦或內生比較優勢的臨近區域，為其提供配套生產或服務。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勵企業向專業化發展，通過產業集聚加強企業之間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業家的管理素質。
區域模式3：人口較少的欠發達區域
此類區域人口較少，無論是否集中，從理論上講都難以獨立形成一個合意的分工網路。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區域在某些方面的專業化水平，以便融入發達區域高水平的分工網路。在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經濟環境得以改善後，在分工網路上可以逐步擺脫對地理交通條件的依賴，從而逐步與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區域進行貿易往來。在此過程中政府應重點扶持有一定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龍頭企業，鼓勵龍頭企業併購、擴張，帶動其他企業形成連鎖效應和學習效應。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並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於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於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隻“看不見的手”是什麼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隻“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國富論》讀後感範文(三)
《國富論》一書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於200多年前所寫，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由於他第一次系統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重要的經濟理論，對國民經濟的運行作了較為系統的描述，使他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而《國富論》也被認為使西方經濟學的“聖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是市場經濟，就需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學理論，而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就像物理學中牛頓的理論一樣重要。其“看不見的手”像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一樣，是亞當·斯密獻給人類的偉大觀念，這一觀念培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儘管有各種不盡如意的地方，但迄今為止卻是人類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種被實踐證明能夠成功地組織經濟活動的經濟制度。我們曾經長期否定亞當·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說成是對“私有制的公然辯護”。所幸的是，現在我們已經接受了亞當.斯密的主要觀點。具體地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今日中國之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經濟學的大廈就建築在這塊基石之上。計畫經濟為什麼在全球範圍內不盡如人意呢?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計畫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現階段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己性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儘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們幾十年都不敢或不願意承認，連實話都不能說，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認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設，應成為我們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石，只有這樣，才能設計出好的經濟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經濟理論和實踐。
其次，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見的手”管理經濟、儘量減少政府干預的思想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發展主要由關心自己利益的基層人民來推動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動。簡而言之，市場經濟的權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場需要的是“小政府”，要變管理型的政府為服務型的政府，政府應當儘量少的參與經濟活動。當然，市場經濟並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個知道自己界限在哪裡的政府。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中允許政府在“看不見的手”之外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三項基本職責是：(1)保護社會免遭其他社會之暴力入侵;(2)儘可能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的壓迫;(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的設計也應當考慮引入戰爭。
誠然，該書對西方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於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諸多可借鑑之處。但是，由於中國經濟的性質及發展模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也由於東西方政治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國富論》中的某些觀點、某些理論並不能解釋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中的特殊現象，也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現實問題。
首先，中國的“高增長、低通脹”經濟成長模式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奇蹟。這也是《國富論》中的理論無法解釋。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濟成長是與貨幣通脹(商品流通市場價格)呈對應關係的。也就是說高速的經濟成長必然會使貨幣發生通脹。然而，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恰恰與之相反，經濟高速增長而貨幣沒有發生劇烈通脹。這又是何原因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平均GDP增長為10%左右，同時，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強，已經接近60%。但是，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加入WTO都沒有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發生改變。經濟學家想像中的“經濟泡沫”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同時消費的增長速度受收入增長速度的影響，與生產力相比相對滯後。於是就出現了產能大於消費，短缺經濟一下變成了過剩經濟。這正是中國經濟形成“通貨緊縮”的原因。由於國家財政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使得對內內需加大，對外引入外資加快，導致中國在“低通脹”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較高的GDP增長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經濟模型是無法解釋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模式的。
其次，我們再來審視中國對外經濟的策略。說到對外貿易，就不能不談到“重商主義”。這是《國富論》一書中重點闡述的理論之一。重商主義提出富國在對外貿易中應該獎勵輸出，阻抑輸入。但是對於像工業原料及職業工具這樣的特殊商品又恰恰與之相反。這一點用到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中十分合適。目前，中國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農產品及輕工產品，而進口的確是高附加值的重工業產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進技術及戰略性資源，石油、礦產等。出口產品由於價格低廉品質好大大占領國外市場，而進口產品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貿易順差日益增大，從理論上講可以說相當理想。而這種狀態能持續多久，就要考問一下中國自己了。從WTO規則上講，中國商品的出口增加對外國同種商品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直接導致外國生產企業的日益萎縮，甚至倒閉，同時加劇了國外產業工人失業率的增加。這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他國的貿易爭端，不利於長遠發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貿易順差，使中國的外匯儲備日益增大，對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他國的貨幣是一種隱性威脅。所以如何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還需要政府的巨觀調控，和中國企業自抗商業風險能力的增強。也就是從巨觀和微觀兩種途徑去解決問題，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當然，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困惑還有很多，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決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義的錯誤。但是，也不能脫離書本中的經濟理論，畢竟理論與實際是相輔相成的。只有正確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辨正關係，才能使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對於《國富論》這本書，我們還是應該秉著魯迅先生所倡導的“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來讀，畢竟其裡面還是有不少觀點不適合中國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