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有感1
以前看過《明朝那些事》中敘述從張居正到申時行，著重描述了他們在位時的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但是沒有詳細分析其所在位時的大環境以及對萬曆皇帝本人的分析也較少。《萬曆十五年》則從其深層次的原因闡述了發生在那個年代的事情，其感觸有下：
1、明朝治國的基礎是道德(應該說我國以前所有朝代，治國的基礎都是道德)，為什麼是道德，此彰顯出我國古代領導者的智慧。治國的基礎是道德，但是並不是說我國曆朝歷代沒有法律，事實上法律也很早就有，比如說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秦朝就有法律，並且很嚴厲，甚至於推翻它的理由之一就是法律太過苛刻;明朝的朱元璋也頒發了法律，並且想盡辦法讓老百姓都了解他，比如當時規定，如果犯法了，首先去犯人家裡查找，如果有一本朱元璋編寫的普及版法律手冊，則犯人可以從輕發落，如果沒有，則要罪加一等。說道德是基礎，是說重視道德在治國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地位往往超過對法律的依賴。這條治國理念可以說是我國在封建時代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此，我國古代才能夠統治遼闊的疆土。這裡的道德和目前的道德是不一樣的，目前所提的道德其實和西方國家的道德比較接近，是在民主制的基礎上建立的道德，其實主要是公德。其內涵和約束力均有很大的區別，我國古代可能會因為道德問題而被殺或者自殺。如在明朝滅亡時，很多人因為忠君主的道德理想而自殺。
道德體系的建立，最初是為了更好的統治國民，甚至可以說是為了保障王朝的長治久安而實行的愚民政策，對普通人民提出孝和忠的道德要求，其實孝是為了忠而服務的。不孝的人，一定不會忠，只有能夠盡孝道的人，才會效忠於君主，這是古代領導者發現的一個很有趣，但確實是很重要而且很有用的人類行為規律。我國從周王朝到秦朝，是一個統治制度過渡的時期，即從家族統治到官僚體系統治的過渡，這一治國方法的轉變，也導致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轉變。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國家版圖相當遼闊，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信息傳遞速度相對於其管轄的地域而言，已經遠遠不夠了，雖然秦始皇為了提高信息傳遞速度，耗費很高的國力來修建馳道，但是信息傳遞速度和數量還是很難控制代表中央行使權力的地方官員。如何管理這些地方官員就成為秦始皇立國後的首要問題，最終的解決辦法就是控制思想。所以就有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事情，只留下一種思想，其實留下的儒家思想也是經過改動的，是便於統治的思想。秦朝很快滅亡後，劉邦建國後，已經無需再焚書了，但是對已經有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經典著作進一步改動，形成國家唯一認可的仕途考試指定書籍，知識分子精英在為官之前，從小就熟讀了這些典著，其中的思想也就成為了其日後的行為準則，也就是國家認可並提倡的道德，即孝於父母，忠於君主。雖然在技術上達不到對地方官員的控制，但是由於思想的統一，導致地方官員管理行為的統一，雖然總是有貪污等小問題，但是不至於叛君，如果那樣的話，地方百姓也不會同意。所以就是因為有道德的統一，才保證了我國古代遼闊的疆域。有了穩定的統治，經濟才得以發展，文化才得以昌盛，可以說忠與孝的道德是我國古代輝煌的基礎。
2、申時行是在張居正基礎上開展工作的。他深刻的理解，好政策需要整個文官集體的支持，否則就無法執行。所以好的政策一定要向文官集體妥協。
讀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有感2
提起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首先浮現在我的腦海里的是我的史學理論老師王學典先生，他那緊緊皺起的眉頭，憂國憂民的意識，深邃睿智的講述，還記得他向我們推薦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時說過的話，歷史不是可以簡單描述的，這本書固然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說史料的嚴謹性，但重要的是這本書的“大歷史”觀。這種“大歷史”不糾纏於歷史的細枝末節，而是將歷史高度抽象，從而上升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歷史、分析當今。我們學習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歷史而歷史，“觀今宜見古，無古不成今”，歷史的作用是指導人們正確地看待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最終的目的是人的關懷，而《萬曆十五年》便是這樣一部史書。既然老師推薦，少不了到圖書館遍尋一番，竟然沒有。因此當時的我頂著炎炎烈日跑到三聯書店買了一本，買書的熱情不謂不高，讀這本書與買書相比只能是走馬觀花，算是完成了老師布置的任務。留在我腦海的印記不多，僅限於原來歷史書可以這么寫，原來歷史可以是這個樣子。能想起來的只是它的有悖於傳統的觀點，如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自肥腰包。另外就是書中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海瑞、戚繼光這些我們熟悉的人物在書中自有其獨特的描述，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雖各有原因本在於制度已經山窮水盡，因此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
一直覺得“書非借不能讀也”真是太精闢，買過的書常常被束之高閣，很少被問津，感謝學院的《師生共讀一本書》活動，使我重新仔細拜讀了一遍這本書，感慨頗多，大致整理一下希望能與大家共勉。
首先是作者的歷史視角，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曆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做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做一個雞蛋來剖開;研究既可是歷時的，也可是共時的。”切開某段歷史的橫斷面，我們不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脈，也可看清它的細節;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公元1587年。這一年是極為平淡的一年(《萬曆十五年》一書英文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直譯為《無關緊要的1587年》)，除了一些難以避免的災患之外，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之上沒有發生任何一件足以影響歷史進程的大事。但是作者卻獨獨選擇這一年作為其切入點，以全新的視角，新穎的形式，深刻的思想為我們揭示了明代歷史進程中的一頁，本書說到的無關緊要的小事件正是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癥結。昭示了東方這個古老的帝國衰敗的必然。
全書以人物為主線，分為七個章節，每一個章節都有一個主角，而這些主角的選擇又涉及到社會不同的階層，構成了明代中晚期社會結構的一個縮影。在這些人物中既有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萬曆皇帝，又有權傾一時的重臣張居正、申時行;既寫了當權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寫了身為布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李贄。而這些人物之間又暗藏著各種矛盾：有萬曆皇帝同群臣之間的矛盾，有各級官僚之間的矛盾，有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於一個矛盾即個人與體制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的存在導致了所有這些人物都具有一個共同點--最終的命運都具有悲劇色彩。如萬曆皇帝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在立儲這個問題上卻一直不能如願，在與群臣爭鬥了數十年之後最終屈服，這種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實際上是在向體制屈服;又如戚繼光為了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不得不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游離，這種游離迫使他投機取巧，巴結權貴，最終仍逃脫不了政治中的現實，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在書中，所有的人物，無論地位，無論善惡，統統都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他們或身敗，或名裂，還有的身敗兼名裂，沒有一個功德圓滿者。他們的個人理想、價值在一個大黑暗時代里被社會現實擊得粉碎，而他們的人生軌跡也隨之湮滅了。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劇，這個悲劇一直延續到1840年而發揮成了極致。
明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朝代。西歐近代史的起點與明代的建立都在十四世紀，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軍事、科技都還處於世界先進水平。但是到了明代滅亡的十七世紀中葉，古老的中國就明顯落後了。這種衰亡是否已經為兩百多年後鴉片戰爭的失敗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筆?這是幾乎每個涉及明史的人都會思考的問題。作者對此也進行了思考，他在《後序》中提到："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去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那么造成這種局面的癥結在哪裡呢?作者又進一步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這正是《萬曆十五年》不同於別家史著的關鍵所在。有了如此的思想定位，那些深刻、一語中的地論述不斷地從書中流瀉而出。如作者在談及海瑞時就提出"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這個當時的弊端;又如在談及官僚階層時，又尖銳地提出"官員們在道德的掩蓋下爭權奪利，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整個帝國無法治理"。諸如此類的論述很多，似乎這又是一本以暴露中國傳統弱點為主的著作，但是這種"暴露"的目的是什麼?作者自己這樣評價："《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由此可見作者這種"暴露"並不是為了譁眾取寵，而是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現在乃至將來的借鑑，同時也告訴每一位讀者應該如何保全中國傳統中有價值的東西。
作者的寫作手法，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類作家寫歷史總要從整個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找這個朝代的衰落過程，然後再從這些研究結果來證明這個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敗的原因。但是黃仁宇老先生卻不同，他是反著來。他是從各式的人物命運的起落中梳理出當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是以是一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並且以明史上比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張居正、戚繼光、海瑞等)的悲劇結局來推導出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且裡面引經據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實記載的文獻資料作為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這就保證了它的可靠性和學術性和來源。比如戚繼光向張居正行賄，比如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放過了剿滅皇太極的機會導致後來的明朝被皇太極所滅，還有當時倭寇的入侵併非單純的外敵入侵，而是由於萬曆皇帝關閉了當時的海關大門，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原來沿海經貿比較發達的對外貿易關係受到重創，農民不堪其苦便紛紛聯合海盜裡應外合反抗朝廷，萬曆皇帝的這一舉措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了本來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又被消滅了。這些都跟一般歷史書上的記載完全相反，但從作者對這些看似小說里才會出現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讓我們找到史料上的出處，這些例子的確都是有文獻記載的真實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再次是作者的語言，決然不同於一般的歷史著作。它的語言極其生動，有時還帶有調侃;結構上沒有明顯的痕跡，像講故事的小說，又像抒情的散文，還像諷刺的雜文——總之，不是乾巴巴的“歷史文”;對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也不厭其煩地前後從幾個角度反覆分析，將一個普遍真理掰開了了、揉碎了，然後融入讀者的觀念當中。
總之，讀史可以明志，而歷史照進現實就可以知新，間或看一兩本歷史型的書，尤其是《萬曆十五年》這種不至於枯燥的歷史書籍，對自己還是大有裨益的。
讀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有感3
“蘊藉不立崖異”，此話道出一句真理，即在文官集團中要安身立命，就不能標新立異，韜光養晦實為上策。
申時行對這句話深信不疑，把它作為終身的座右銘，並身體力行積極實踐，得到了很多實用的好處，而與之相反的張居正卻恰恰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中國是一個講究文化內斂的禮儀之邦，在“人心比心”的傳統教化下，大多數人不喜歡跨越體制的構想和質疑，更不用說深深觸及文人集團根本利益的言行與舉止，因為文官集團是精英分子的代表，他們作為文化傳統的既得利益者和傳承者，不可能允許一個“英雄式、浪漫式”的口號打破他們固守成規的傳統格局。有些激進變革式的想法和行動除非在非常年代能收到些許效果，和平時期根本就沒有他們存在的空間和必要，即使橫空出世，也會遭到陽奉陰違、前堵後截，不置死地不肯罷休的厄運。這就是以德統治下中央集權中文官們的宿途和命運，古往今來，無人能出其右。更不消說在文官實力強大的明朝萬曆年間了。
申時行深解其中的奧妙與玄機，因此在任首輔期間，內聚收斂，極少張揚個性，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維護整個文官集團的穩定和上下和諧上，此種看似進取不足、陰柔有餘的圓滑技術雖遭到很多人的抨擊，譏之為“首尾兩端”，但在實際的事務處理中卻收效頗豐。
從私人角度講，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私交，在反張的浪潮中能安身立命，泰然處之，不能不說是他低調的作風和言行所給予人們的一種折中感和信任感。雖在後來的歲月中，也常遭到忠臣們的參劾與刻意的詆毀，但影響甚微，甚至由此得到萬曆皇帝的更加寵信。
從公共角度看，在張居正的案件餘波所帶來的頗具危機之感中，文官們擔心後繼之人一如前任雷厲風行，在秉公辦事的標榜下中飽私囊，卻嚴厲追究下屬文官貪污受賄的不法行為。而申時行卻並未如某些官員所想，沉湎於自己的蠅營狗苟、榮華富貴，不顧其它文官之生死。反而出其所料，以其虔誠之心力促上下和睦、內部團結，以陰陽之道坦然面對鬼蜮伎倆、人世勾當。
他深明，要使全國穩定、剛健運行，文官就要發揮“剛”之作用，而要做到這些，就務必使他們輕裝上陣，放棄疑慮。這些策略並非虎頭蛇尾，而是在申任首輔期間一以貫之，這些都為申贏得了老成持重、寬懷大度的美譽。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庸之道就成為文官們的護身符。申時行的成功更為其做了完美的註腳，其中深意，不可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