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一部明史研究專著。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讀《萬曆十五年》有感，希望能幫到大家!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1
“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為作掩飾則被認為忠厚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繫，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守的成文條例。”黃仁宇在書中提出的這一難題，到現在也並沒有很好的解決。
自古以來，我國對官員的道德要求似乎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於是出現了海瑞、焦裕祿這樣的清官、好官;但同時，我國對官員的道德要求又遠低於世界水平，於是“正龍拍虎”案件中的官員可以“為虎作倀”，撒下彌天大謊也不過是暫時撤職，很快又會復出。《萬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這隻“老鷹”(叫麻雀不太合適)，讓我們看見了“泛道德”官員的困境。
根據心理學，硬塞給人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往往只會給他挫敗感。同樣，明初朱元璋開出的寒酸薪水條，只能讓官員集團尋求其他溫飽途徑，不排除一些官員面對海瑞這樣的“聖人官”，會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嚮往之;但事實證明，大多數官員為了溫飽“開戒”後，難免會想“既然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問題”，從而變本加厲。從這一點上看，目前公務員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現實意義。
在封建社會，官員的公德和私德幾乎完全一體，父母去世，上級送來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為期3 年的超常不帶薪假期“丁憂”，因為“求賢臣於孝子之門”。現在社會已經進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著官司——在古代可被稱為 “忤逆”，可能判殺頭的——有能力的官員還是照常任職。“個人作風問題”一票否決官員升遷的時代也並未遠去。正如黃仁宇評價海瑞那樣，違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當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這種古怪也延續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員的德行值得關注，但應該關注的是其中可能影響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見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為——撒謊。“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列寧這樣說。國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關例子不勝枚舉，如柯林頓在性醜聞事件中的謊言，險些導致其被彈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諒總統有外遇，但決不容忍總統說謊——即使在總統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選擇不回答，但也不能說謊。因為一個人在私事上說謊，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務上說謊，反觀國內，有意無意說謊的官員實在太多了。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2
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里，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么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裡，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裡，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裡，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3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這本書告訴人們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權力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我們期望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聖者出現改造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體制”。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嘆，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套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
黃仁宇先生認為; 國家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可以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4
《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一部明史研究專著。該書以明朝萬曆十五年為主軸，運用了大歷史觀的視角，從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進行精闢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闡述同等時期西方社會運轉姿態，揭露了中國明朝由盛變衰的過程。
讀了本書後，改變了我對歷史的看法，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們在了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必須以大歷史觀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之癥結，才能真正做到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傳統文化推陳出新革故鼎新，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合理融合，為我所用。
萬曆十五年，表面太平，國富民安，然而在黃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個大明帝國其實危機四伏，各種矛盾激烈對撞。即使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滯後於經濟頗多，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潮流，潰敗實屬必然。從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無力的首輔;從維持傳統的閣僚，到受人尊敬卻無人效仿的清官;從天生統帥卻被打壓的將領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類思想家。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不再是教科書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著獨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萬曆皇帝眼中，或許他自己只是個傀儡，即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去違背傳統的倫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傳統的文官制度。這就意味著即使是一個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對阻礙歷史進程的倫理制度也毫無能力，何況本身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來勇氣?這也造就了作為明朝的某些皇帝，還經常以賭氣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換取所謂的自由，所謂的非紫禁城的氣息。在這種倫理制度的壓迫下，反而要求人們去追尋創新，去強調發展，而創新的成果一旦觸犯到該制度又將會無情被壓制甚至為之犧牲，這自相矛盾的去維繫舊制度的做法實在需引起人們反思。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出現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種種主觀不符合客觀的做法，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這正確的決定迅速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國也正式納入憲法，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個進步。但同時，國家當今依舊面臨的不少問題仍需我們從這本書中去學習和借鑑。面對當今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它帶給我們的啟迪是：我們不僅要借鑑外國優秀成果，更要深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產生一個既不同於傳統文化，又區別於西方文化，卻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新文化，這文化，產生於對政治體制的不斷改革之中，產生於對自身矛盾的不斷解決之中，產生於對自我的不斷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國家才能不斷發展，人民才能永遠安康。
讀《萬曆十五年》有感5
前些日子，讀了黃仁宇先生的大作《萬曆十五年》以及《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1620xx年遼東戰役》兩篇文章。
書中磅礴雜深，自己能力有限，初次閱讀著重有感於兩個大的方面：作者的大歷史觀以及對於文官體制的闡述。
其一，先生的整本書都是在大歷史觀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上來對明代萬曆十五年前後的事情進行一系列的說明。列舉禮儀、道德、立儲、首輔、財政、稅收、文教、武制以及後期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等等方面的事件。先生的大歷史觀書中並未具體體現，主要在後面的文中有四處相關的說明：“強調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同時也探討將道德處於歷史的何種地位”、“大歷史觀不是在書本上看到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看到的，生命的真意義需要在長時間的歷史中看出來”、“大歷史的著眼注重民眾運動對社會上的長期貢獻”、“大歷史觀都是從小歷史方面而來的，要把道德的範疇放的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受短時間的政策所掩飾，尤其不能閉門造車，不顧外間形式決定”。
云云總總，從書中最大的收穫是對於歷史的認識觀：我們在把握歷史的時候，應力求從巨觀上把握歷史，這裡的巨觀應該有兩方面的解釋，縱向上時間的前後無限延伸性與橫向上範疇的無限囊括性。1972年，美國務卿訪華期間曾詢問周對發生在200度年前的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作用有何看法，周沉吟後回答：“下結論為時尚早”。後戈巴契夫在哈佛作蘇聯解體及其對歐洲與世界影響的演講中也引用此列。這裡不乏政治家對歷史事件的謹慎甚微，但更突出的是我們的政治家由於工作業務需要，通常站在一種超乎常人的巨觀角度來看待歷史。
時間上的前後無限的延伸性具體指的是，對待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制度的歷史，亦或者一個朝代的歷史，都應該力求從前的歷史中去思索，從後的時代去推理，才有可能接近那個真相。這點引用莊子在逍遙遊中關於“小”和“大”的辯證：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歷史中的事件、人物、與制度都有著定然與偶然的規律，我們以朝菌、惠姑之類的視野去衡量時，肯定會錯過諸如“晦朔”“春秋”一類的蛛絲馬跡。但是幸哉，人類在精神與學識上的優勢使得我們有可能的去以“冥靈者”“大椿”“彭祖”來看待事物，去接近最真實可靠的歷史。
橫向上範疇的無限囊括性指的是，對待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制度的歷史，亦或者一個朝代的歷史，都應該從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三多”視角來看待歷史。這裡有一個具體的例子說的是：大前提假設歷史的真相是一個圓，而我們從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看歷史的結果是能更加可能的接近那個最終的真相(圓)，這裡我們把每個方面，層次與角度抽象成一個平麵點。當我們從制度、經濟、文化的角度看待歷史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個三角形。當我們從制度、經濟、文化、社會風俗四個角度看的時候，是一個四邊形，到我們從制度、經濟、文化、社會風俗、階層關係五個角度看的時候，是一個五邊形，隨著平麵點的增加，方面、層次、角度的增加，使得我們看到的圖形五邊形、六邊形…十二邊形…三十二邊形…六十四邊形……最終無限接近於一個圓(歷史的最終真相)。
其二，對於文官體制的闡述。先生在書中，著重寫了萬曆、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六個人物。通過這六個人物的命運，突出了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不同政治角色與階層代表在與文官體制的碰撞中所產生的聯繫與矛盾，以及在這種聯繫與矛盾的背後，又為何造成了我們這一帝國的衰落?
萬曆是皇帝，他可貴又可悲，他富有四海但空虛無奈，他是禮儀文化所抽象出來的最高代表，卻又悖於常情沒有任何家庭的溫暖。張居正不讓他練字、申時行不讓他習武。他擁有一切，但只能成為這一切的象徵。萬曆與文官群體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兩點上面，第一是張居正死後，萬曆由於張任首輔時推廣一鞭法丈量全國土地存在許多不法行為，下詔書要求重新丈量。這一詔書在政治上的信號被一些以往在張時代因丈量土地而損害利益的地主與文官群體錯誤亦或有意的理解為倒張運動。而這種理解又在暗中得到了中樞中原來一些不得志者的支持和利用。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張運動開始了。在各種參奏與控訴中，事態愈加激烈，萬曆無可奈何，以“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的罪名給張做了總結性的陳述。但這次案件的種種讓萬曆逐漸認清了官場政治的陰陽之道，內心怏怏不樂，已有無為之心。第二是在立儲問題上，萬曆對於鄭氏的精神依賴，想要廢長立幼，但又由於其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導致的與文官集體的矛盾不斷激化，先後使得申時行、許國兩位大學士的相繼離職。最終，這種僵持不下的局面，萬曆通過消極避世來處理這一事件。自從萬曆十四年之後，萬曆創造了30年不上朝的紀錄，縱覽中華史，無出其右。至於為何立儲問題會導致這么嚴重的結果?下面是在網上的一段文字，能有助於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我們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農耕帝國，在這裡不需要什麼激盪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麼偉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權力的平穩過渡，因為這樣才能夠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當來自西部那個強大的民族滅掉了輝煌一世的商王朝時，我們這個民族徹底告別了漁獵時代，迎來了嶄新的農耕時代。為了統治那些蠻荒沒有經過開發的土地，周王朝實行了分封制，為了解決權力的繼承問題，又實行了嫡長子繼承制的宗法制，這種互為表里的政治機構保證了農耕帝國的穩定性，從而使周代延續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禮樂制度，使我們這個民族開始懂得廉恥，也體面起來，同時，嫡長子繼承制更是深入到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種繼承制度不僅適用於王位，也適用於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權力的繼承問題上。
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人能夠抗衡傳統的慣性，因為它只需要一種利益的分配規則，通過減少利益參與者的數量來保持一種穩定的政治結構，正像我們前面所講的那樣，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選優，它只需要君主充當禮儀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這場國本鬥爭中，無論萬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違背了這一原則，他自己作為皇帝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的最大悲哀也莫過於此了吧。張居正最大悲哀應該有三點，一是為人處世上的不成熟。為人處世對於一般人來說，重則兩人關係決裂，不復往來而已。但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尤其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治家來說，則是致命的缺點。輕則仕途失意，身陷囹圄，重則身敗名裂，萬人唾棄。張在為人處世上不懂“急流勇退，謂之知機”的道理。張在世時官至太師、首輔大學生，位極人臣，且監察上110監察御史、52位給事中，都為張派人馬，更何況在宮中通過馮保控制了東廠、錦衣衛、與御林軍。在宮外又有戚繼光，手握帝國軍權。這樣人物，在政治上如果不是皇帝，那么根據我們的政治體制上是根本不允許存在的。張在自己在世，皇帝年幼時尚能控制局面，然而，自己去世後，皇帝年長，外加中樞一些別有用心，眼紅之人，最後的結果也是可以猜測得到的了。二是張居正在對於新政的推行當中缺乏條理、過於嚴厲、不知妥協。尤其是在稅收政策上對各級文官所施加的壓力令各級官員終身難忘。在財政審計的問題上過於追究、以及一鞭法所推行的土地制度上利益分配的不公使其得罪了大量的權貴，而這些權貴又由於客觀原因跟各級文官有著互動的利益紐帶，各級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各的後台老闆和提拔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著各自的家族和社會關係，得罪一個人，相當於得罪一批人，得罪一批人，相當於得罪了全國。在張的有生之日還能加以控制，一旦身故，一切的心血事業也付之東流。三是張居正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這點個人覺得中國自漢及今，依然存在並深刻的影響著我們。我們的文人，一方面憑藉特權、引用私人、扶持地主等等，另一方面又深受文化體制的影響，能不顧一己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拚命。他們對於張的強烈反對是由於張所做所為客觀上違背了這種偉大的文化影響，而妄圖以高效的行政效率將其取代。
至於申時行，則是首輔中典型的與張居正相反的人物。他深受中庸的影響，擅長妥協之道，洞察事情的陰陽兩面。他在惋惜之餘卻能懂得歷史所賦予他的責任與限制。他也盡力為之，已是非常難得。但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事件是，萬曆十五年1587年，遼東巡撫發現一位建州的酋長在開拓疆土，吞併部落，對其進行討伐，師出不利後，對部下不聽命令進行彈劾，其部下在京又得到監察官的同情，反彈劾這位巡撫，申時行認為這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內外官員的不睦，於是進行妥協調停，將此事擱置。而這位酋長得以為所欲為，發展自己的千秋大業。這位酋長正是努爾哈赤，1599年，這個民族創造了自己的文字——滿文。1620xx年，努爾哈赤創建了八旗制度，把部落的生產、管理、動員、作戰一體化，改造部落為半現代化的軍事組織。若干年後，這位酋長，廟號清太祖。古語所謂“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此系青萍微瀾乎?
海瑞，我們姑且稱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模範人物。他在道德上的極其潔癖讓我們具有雙重性的文官集團對他既愛之，又恨之。他的一生也在文官群體的愛慕與排斥中度過。戚繼光，一位典型的武將。《明史》將他與俞大猷比較“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戚繼光時代，已去帝國建立200餘年，文官體制已漸漸穩定，所以他也不得不藉助張居正的勢力來保護其政治的穩固性。在張去世後，他也遭到彈劾，不久便去世。李贄是哲學家自稱，代表的是地主階層的下級，他的學說一半唯心，一半唯物。他離經叛亂，寫有《焚書》等，他的行為，一方面得到一些文化的愛慕與賞識，另一方面也得到一些文官的大力批判。也是文官內部對其的褒貶不一，側面反映出，在一個巧妙的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使得勞動與資本的生產要素的作用不斷凸顯，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的文官群體，也在發生著變化，至於這種變化能否成為一股巨大的洪流，改造我們的帝國，造福我們的民族。處在明時代的萬曆、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以及其他的文官們，卻是截然不知的。
《萬曆十五年》，作於1976年，一本歷史散文集。曾匆匆翻過，恍恍惚惚。閒來細讀，卻頗多趣味。
書讀百遍，其義自現。古人誠不欺我，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