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歷史之源》是英國一位大學歷史教師阿諾德寫的。對於這些創造故事的人，我是深感敬佩的。
提到歷史學家，第一反應就是一群和故紙堆打交道的人，他們皓首窮經，掌握了很多歷史資料，談起大家熟悉的或者根本一無所知的人，都是言必有據，開口閉口就是某某書里記載過……嚴謹、細緻、重推理和分析、憑材料說話。
這些其實只是歷史學家的一個側面，英國一位大學歷史教師阿諾德寫了一本小冊子《歷史之源》，他說歷史學家是講故事的人，更是創造故事的人。看到這個觀點，我倒是深有同感，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不就是這樣一個創造故事的人嗎?
歷史的生命在於真實，但歷史又存在著許多未知和不可知。阿諾德寫道“這就是‘歷史’：很久以前發生的一個真實故事，如今被重新講述’”，但在講述過程中，歷史學家需要解釋，還需要猜測，才有可能將過去再次復甦，並且建立起聯繫。講述什麼樣的故事，不僅取決於過去，過去的真實故事往往“是由那些引起我們注意的事情構成的，我們決定為現代聽眾複述這些事情”。
歷史學家往往深受自己所處時代的影響，他們“撰寫過去是由於自己時代的特定環境和需要……歷史服務於一個目的：給人們以認同感”。但是“認同什麼”這並不是由歷史學家來決定的，至少不完全是由歷史學家來決定的。在反思歷史學家專業化這個問題上，作者指出“歷史學家為職業地位付出了某些代價”，他們沒能被“從獨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見中解救出來”，反而是“這種需要和偏見得到了強化”。和古典時期的歷史學家相比，現代歷史學、歷史學家都被寄予了“歷史應該服務於民族國家需要、創作‘民族’歷史的期望”。
在這樣深重的期望之下，歷史學家創造故事必然深受影響甚至是干擾，他們必然在真實性、客觀性和某種特殊需要之間徘徊，甚至痛苦抉擇。馬克思說“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另一個方面我們似乎可以說，歷史學家創造故事，往往並不能完全獨立自主地創造。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歷史學家身上增添了些許的悲情色彩。阿諾德最後說“任何歷史都是臨時性的，面對極度的複雜性時試圖說些什麼”，他提醒讀者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不要因為它們並不完美而輕忽歷史”。他告訴人們，“歷史是一種論辯，而論辯提供了變化的機會”，在面對掌握了歷史從而試圖掌握未來的獨斷論者之時，只有“歷史允許我們提出異議，允許我們指出總是存在許多行為過程、許多存在方式。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拒絕服從的工具。”
現實往往是令人無奈的，但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另一種可能。那些創造故事的人，就是在我們的現在和歷史之間建立起了深刻的聯繫，當這種聯繫斷裂的時候，世界就危險了。
作者：陳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