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百花園中，特別是偉人題材的作品裡，《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只能算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卻在認真回答“黨的民眾路線怎么走”的大問題。下面是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觀後感範文3篇，歡迎閱讀!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觀後感
“三年自然災害”可以說是中國人心頭揮之不去、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記憶。那么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的百姓、幹部、領導人都有怎樣的表現，他們都進行了哪些思考和掙扎……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就是這樣一部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電影作品;需要指出的是：這部電影又是是我國第一部全景展示那段歷史的電影作品。
首先，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最大的特點就是真實。應該說，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我們對於那段歷史的認知，大都來自於父輩的講述以及網路。就本人來說，每逢過年父母在包餃子的時候都要用看起來有些絮叨的方式回憶一下那段 “低指標，瓜菜代”的歷史。而本人看完這部電影之後，發現電影中展示的很多情節竟然和父母的講述一模一樣：光禿禿的的樹枝、加了樹葉或野菜的稀糊糊、吃了以後解不出大便的雜合面窩頭、餓的浮腫而穿不下鞋子的村民、站在全村最高處只能看到大隊食堂冒出的炊煙……這些影像無疑比口頭講述更能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感同身受。
其次，人物形象的鮮明而非臉譜化。周恩來總理是電影的主角，而本人一向認為影視作品展示偉人的偉大，似乎並不是難度太大的事情。但周恩來總理是偉人，同時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不懂、不擅長的地方。影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周總理幫村民栽紅薯秧，他不懂得紅薯秧要斜著放進坑兒里，也不懂得用土埋好後是不能用腳踩的……當他被女村民糾正後，臉上也難免露出一絲尷尬。這一情節給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偉人尷尬是什麼樣子的?作為偉人他普通人的一面是什麼樣子的?周恩來總理的扮演者孫維民以精湛的演技為我們展示了這一點兒。
另外，《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另一主角：村委會主任郭鳳林在影片大部分情境中都是一種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面目。按說這應該是一個至少不能算太正面的人物形象。讓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猜想：他其實是一個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而不顧村民死活的壞官。但是，影片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們發現，他也曾經參加過兒童團，也曾經差點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刺死，他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自私鬼。他之所以隱瞞真相也是為了不給國家添麻煩。這一非臉譜化的處理，讓我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在當時那段歷史中，作為基層幹部真實而複雜心態。
其三，《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呼應了主流思潮。十八大曾經說過 “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么為什麼不走老路?如果我們看了這部電影就會明白，我們中國人曾經經歷了怎樣的挫折和反覆、曾經經歷了怎樣的痛苦、曾經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才確定了今天的發展道路從而獲得了今天的物質生活水平。
其四，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事實上回應了當前網路上一些關於三年自然災害聳人聽聞的描述。我們不否認當時的情形的確非常困難，但是這是不是等於發生了網路描述的那些人間地獄般的事情。至少，這在影片故事發生的河北、河北武安是不存在的。本人也沒有聽到父母提及曾親眼見到過本地曾發生過那些事情，那些事情他們也只是聽說而已。
老實說，在觀看《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之前，本人想到了不久前上映的另一部電影《一九四二》。而此片上映後，很多網路評論都說：一九四二?那一九六零呢?好了，現在有在這樣一部反映一九六零(左右)那段歷史的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而本人認為這部電影最大的特點就是真實。如果您對這一題材感興趣，不妨關注一下當地院線的影訊，到時候可以一看究竟!
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觀後感
中國當下，不能拿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拿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這話雖然傷及中國左右兩派，但卻符合一個整體論原則。中國自49年以來的社會，並非是一個前後割裂的政治脈絡，而是有著起承轉合關係的，這裡邊，一脈貫之的，還是吃飯的問題。前三十年，用團隊精神的方式吃飯，吃不飽，但大夥吃的差不多差;後三十年，用個人主義的方式吃飯，有的吃飽了，而且吃的非常好，有的吃不飽，有的吃飽了但吃不好。這六十年，終究還是吃飯的問題。所以，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與其說是民國史，不如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下史，是國人在吃飯之餘，對吃不上飯的一種焦慮。
49年以來的前三十年，用團隊精神的方式全民勒緊褲腰帶，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後三十年，則是用個人主義的方式讓一大部分人勒緊褲腰帶，完成了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向大托拉斯資本主義的轉化，從現在起的三十年，也是哲學上說的，中國正式步入世界化的三十年，則是怎樣監控托拉斯主義、完善反壟斷社會法則、將托拉斯主義產生的資本以社會福利的方式向曾經勒緊褲腰帶已經六十年的底層轉移。在這個歷史節點上，陳力主導創作的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應運而生。
該部電影，顯然在關注前三十年的吃飯問題，並試圖通過邯鄲伯延這個小地方來管中窺豹。為了更貼近吃飯問題這個主題，影片時間截口直接選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尾巴年一九六二年。飢餓是這部電影以後可能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一筆的最有價值的符號，與之相比，“周恩來”這三個字，只是一個政治化的符號，用這個符號來完成“影視作品立場性正確”的總局需要。
與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相比，《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的編劇無法選擇底層和高層兩個階層如何面對飢餓這個雙線套路推進故事，因為“底層如何面對飢餓”這條線地推進，必定面對“建國後”的“政治不正確”等諸多審核問題。誠如一些野史中所言，一九六二，依舊如一九四二一樣，餓殍遍地，流民四野，如果將這些展示出來，一定是我們當下的影視審核制度所不能容忍的——當然，我堅信，這種不能容忍，會在未來的三十年內，有一個巨大的突破。
陳力主導創作的“一九六二飢餓電影”如何展示這種飢餓狀態，便成為該部電影是否具有電影史學價值的決定性因素了。在《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中，影片通過周恩來這個符號化的人物的眼睛，觀看到扒光的樹皮、樹葉，並通過一個童言無忌的小女孩的嘴巴，告訴觀眾，吃樹皮、樹葉，確實是那個年代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影片甚至於以最溫和的方式向“周恩來”送遞糠做的窩窩頭，並最善意地希望總理在只喝樹葉湯的時候，能減少飢餓。這種以“愛總理”的方式傳遞“社會價值”與“歷史信息”的方式，無疑合理地躲避了總局對影片政治性正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作為宏大歷史事件之下的細節敘事，陳力主導創作的《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不忘直接將鏡頭對準採摘樹葉、水煮樹葉和吃樹葉的整個過程。這幅全景圖的影像學價值頗大。乃至於影片後半部分，用“周恩來”的追問“原先的棉花地為何要種紅薯”來引出一個歷史性真實——在飢餓的年代，紅薯乃至於紅薯秧子都可以充飢，而且是做有效的充飢方式之一。
吃糠咽菜，是拉不出屎來的。影片用“鄧穎超”給村民們送開塞露這一橋段講出這一歷史真實。長時間食用這些東西，不僅拉屎困難，甚至於會出現活活憋死的狀態。歷史記載，明朝饑荒時期，很多人食用觀音土，最終活活憋死的情狀。當然，一九六二，也並不會也不可能會比明朝饑荒幸福。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不願意或者也沒有能力用“絕望的死亡”來實現“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境界。關於這一點，我想，陳力可能太女人了，“建國後”也可能太爺們了。
如果說《一九四二》的價值所在，那便是，對我們這個民族為何救災不力的一種整體性觀察，尤其是對上層建築的觀察。這種觀察，涉及到民族性上的劣根性問題。作為建國版《一九四二》，《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也必須要對為何出現災荒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解答。該部電影，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給出了一個顯性答案和一個隱性答案。
顯性答案，是通過影片人物之口說出的——大夥吃大食堂的時候鋪張浪費，有多少家底都會折騰乾淨的。而作為隱性答案，則是中國的農民太過於淳樸善良了，以至於國家犧牲他們的利益作為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將糧食所產生的商品學價值都調配到工業上去了。這個隱性答案，以伯延農民一心一意為黨中央著想的方式挑明。
其實，周恩來等人的伯延調研，與其說是深入一線、了解最真實的農村生存狀態，不如說是，對“資本原始積累”的一次危機公關。建國後，需要迅速實現工業化，工業化的物質基礎是什麼?是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毛澤東等一批政府決策者，大多農村出身，他們很清楚糧食的畝產量。為何對各個公社放衛星一樣的畝產萬斤視而不見，甚至默許呢?因為他們需要農民放衛星，這樣，才能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實現糧食的大額的上繳，這種上繳，則是資本的原始積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但是，這種積累，在“三年困難時期”出現了大量死人的事情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只能暫時停一停。這段歷史，我們需要幾百年後重新認知，才能進行合理的分析，不能簡單抨擊或者無底線唱讚歌。這段歷史，與英國歷史時期的“羊吃人”運動一樣。任何的資本主義，不經過這個階段，都很能形成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
影片《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看似在歌頌伯延老百姓的質樸、無私，實際上用隱性的方式說出了，中國當年的資本積累方式的民眾基礎問題。
值得思考的事情，是建國後的前三十年，用讓絕大多數人吃不飽飯的方式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才有了後三十年資本市場的快速騰飛。前三十年，甚至於以餓死人的方式，完成了國家基本上全部的工業體系的建設，才有了，後三十年，基本上沒餓死人的工業體系帶動整個社會基本上吃飽飯的狀態出現。《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在重溫前三十年的歷史，並且將這種思考濃縮到“周恩來在伯延四天四夜”這個具象的符號中來。
後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幾年，中國主流思潮中，開始出現對前三十年的批判，尤其以人道主義的批判居多。個人認為，這種批判，在這個建國六十年的歷史節點上出現，它的價值正在於，催促社會轉型，要求在未來的三十年內實現資本市場成績的全民共享、實現社會福利的合法普及、實現對每個人基本權利的尊重——這些實現，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的一種必然。在這個歷史節點上，《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重新面對與討論吃飯問題，是有哲學價值的。
從影片的拍攝手法上來講，該部電影的導演鏡頭調度不差，故事的起承轉合基本上貼合了電影審美的需要，影片置入感很強，建議觀看。
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觀後感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全國範圍發生了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為克服困難，中央領導同志幾乎全體出動，分赴農村調查情況。影片《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講的就是在此背景下，周恩來總理與夫人鄧穎超來到革命老區河北邯鄲的伯延公社考察調研，在四個晝夜中與當地民眾之間發生的故事。
在中國電影百花園中，特別是偉人題材的作品裡，《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只能算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卻在認真回答“黨的民眾路線怎么走”的大問題。縱觀之，電影給出了三個“建議”：即聽一聽、看一看、想一想。
聽一聽什麼?聽一聽以“劉鄧大軍”為代表的黨的隊伍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是怎么走“民眾路線”的。伯延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人民民眾和革命隊伍水乳交融。抗戰期間，劉伯承、鄧小平等率部帶領人民民眾在這裡抵抗侵略;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曾在這裡會晤高樹勛，揭開了著名的“邯鄲起義”序幕。
為了避免喧賓奪主，影片並沒有影像重現這些歷史畫面，只是借眾多人物零星的語言來構建這段史實，用以說明伯延人民對黨的深厚情感有著歷史淵源。來到伯延的第一天，周總理就曾深情地回憶“劉鄧大軍”在伯延的戰鬥經歷。然後，片中的其他角色如連弟奶奶、老黨員郭百歲等也經常在關節眼上提及“劉鄧大軍”的往事。
最觸動我的是郭百歲的那句：“過去劉鄧首長都拿我當塊乾糧呢!”乾糧在戰爭年代就是寶啊!著墨不多，但一個紀律嚴明、團結民眾的劉鄧大軍形象，就已經出現在觀眾的心目中了。而且這個形象如同影片的潛在布景一般，始終伴隨著劇情的發展。正因為劉鄧大軍當年在伯延成功播下了走民眾路線的種子，才使遭受大災之後的伯延民眾仍有那么高的革命覺悟，願意相信黨，替黨分憂。因此，我們不妨認真聽一聽民眾的口碑。
看一看什麼?看一看周總理在伯延的四個晝夜是怎么走民眾路線的。周總理是中外政壇的一個奇蹟，現在仍有許多人每每提及他，眼角都會情不自禁地濕潤。民眾對他的讚譽發自內心。作為開國元勛，周恩來總理不是以駕馭戰爭的魅力征服民眾(那是毛主席的活兒)，而是以諸多執政細節來打動人民的心靈。《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的導演陳力無疑是明白這個道理的。
為了再現周總理的人格魅力，在調研伯延、戳破謊言、改變政策的大框架下，影片用了大量的鏡頭語言來處理細節，使整個故事豐滿真實。我可以信手拈來：總理去吃飯，一條腿已邁進屋子，但一看桌子上的紅燒肉和雞蛋，又邁了出來;而後來吃連弟奶奶的拽面，卻毫不猶豫地邁進門去;他到連弟奶奶家，往炕上一坐，聽老人唱落子戲，就像在自己家的客廳里一樣自然;他到張二廷家裡去抱養孩子，就坐在門坎外和二廷像兩個老朋友對話;在地里種紅薯藤，被一位有些調皮的女社員三番兩次糾正“錯誤”……這些，僅僅是電影技巧嗎?不!這是一位人民公僕堅定地走民眾路線的清晰腳印。他用自己的行動把“密切聯繫民眾”、“關心民眾疾苦”、“不搞特殊化”等等辭彙激活了，我們不應該認真看一看嗎?
想一想什麼?黨員幹部們必須想一想自己的腳應該怎么走在“民眾路線”陽光大道上，才不至於誤入歧途，既避免讓自己身敗名裂，也避免讓民眾利益受到侵害，更避免讓黨的事業遭受損失?這個“建議”電影螢幕沒有直接提出，但卻是少不得的題中應有之義。
影片中有個“好乾部”——伯延公社主任郭鳳林。他父親是老革命郭百歲，他自己也為革命做過很多貢獻，在面對困難時總能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可在周總理調研過程中，他卻專門和總理對著幹：總理要聽真話，他就說假話，並威脅公社其他幹部不許講真話;總理要見民眾，他就把“落後分子”都關起來，把老父親也瞞得死死的;更有甚者，紙包不住火之後，他居然“善意”地勸周總理也不要對毛主席講真話。而這一切的理由，居然是不想讓主席和總理看到農村的困苦實情而堵心。真是一個“替黨分憂”的好乾部、好同志啊!
想一想，如果今天的幹部都這樣冠冕堂皇地走“領導”路線，對上做報喜鳥，對下做貓頭鷹，長此以往，將置人民福祉、國家興亡於何地?這難道不是與“民眾路線”背道而馳嗎?影片最後讓郭百歲在周總理面前為兒子說情的情節，雖然合情合理，而且具有一定的喜劇效果，能搏一直有淚意的觀眾一笑，但我卻認為這是影片的敗筆：對“報喜鳥”們的處理太輕了!用一笑而過的手法處理欺上瞞下的官員，不就是在姑息縱容他們嗎?長此以往，假如黨和國家再遇到重大困難，民眾們還會和黨並肩站在一起嗎?
影院的燈亮了。聽過、看過、想過之後，我們的黨員幹部們，但願你們能走好自己的“民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