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每一條大道總有許多岔路，每個人在一生中總會遇見不少抉擇的關口。是啊，許多事物需要選擇。形而上者，如魯迅為改造國民性而棄醫從文；形而下者，如張愛玲所說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之選。一條道路固然單調，但有時候，太多或太難的選擇未嘗不是一種痛苦。這種痛苦，是心靈的痛苦。
前些日子，在看陳寅恪的著作———一些唐宋史論及《柳如是別傳》。我感慨於陳寅恪堅硬的品格。他始終保持著一個人的獨立人格，尊重事實，保持著對史學、對民生的終極關懷。國民黨時期，他寫下“九鼎銘辭爭頌德”；十年動亂中，他又寫下“文章唯是頌陶唐”。由於他的堅貞不阿，他屢遭迫害，以至於哀嘆“淚眼已枯心已碎，莫將文字誤他生”，但他從未放棄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於目盲腳臏後寫成皇皇巨著《柳如是別傳》。“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從陳老的詩句中，我們讀出了他的那份坦蕩，是他心甘情願地選擇了這條艱辛道路，那是什麼給了他這種驚人的勇氣呢？余英時的一句話給了我答案。他說：“知識分子天生就是文化價值的捍衛者，正因為有了超越的精神力量，他才能對現實中的不平提出批判。”是的，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對民族、民生的關切，對歷史的嚴肅認真，讓陳寅恪選擇了這條道路，最終流芳百世。而在同樣的考驗面前，軟骨頭的馮友蘭，雖為新儒學大師，卻甘願做了江青的“侍臣”，與陳寅恪的節操相比，霄壤之別。
由此我懂得，面對人生抉擇，靠的是心靈的力量。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
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期，新思潮，新事物層出不窮。整個社會面臨著將傳統文化、舊體制下的思路與新思潮加以整合的任務。但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工作剛剛起步，已稍滯後於社會的變革。不錯，我們目前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但人文學科絕不可放鬆。相反，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人文知識分子應發揮更大作用。而我，也已決心選擇人文科學為我終生的事業。因為，中國國民最缺乏人文精神，而這一空白需要幾代人文工作者貢獻一生才能彌補。我也明白，這樣的選擇，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意味著要放棄很多物質的享受，吃很多的苦。但我甘願，只為著我對人文學科的熱愛，對社會、民生的關懷。
用心靈選擇的人生道路，縱有痛苦，我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