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關於生命意義問題，源於我們人類自身不斷的探索。生命本身存在意義嗎？如何得到一條生命中有意義的道路？生命的意義意味著什麼？它使我們發現或創造的某種事物嗎？她使如何依賴於目的、價值和理念的？它和幸福有什麼關係？它會給人類以自信。使男人和女人能夠勇敢的面對他們的困惑嗎？
多數人沒有思考這些問題，但是，只要他們快樂幸福著，那也很好。而一旦思考了這些問題，困惑就接踵而至。弗洛伊德認為人一旦思考這些問題，他就開始患心理病了。但是，我仍然要說，研究這些問題，我們或許能夠建構出一個思想的輪廓，並得到一個值得去過的人生。
從西方的哲學來看，傳統哲學多是從神學的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事物能否如其所是的存在？在宇宙中是否存在著一種準人性的溫和目的？這是神學需要回答的問題。而信仰神的存在的人中，多數是因為他們需要使自己相信宇宙間有一個至善的意志，他們需要使自己相信人世間存在著對我們以及我們認為有價值事物的一種基本的同情，他們需要使自己相信對我們的理想和願望來說有一種終極的支撐和避難所。
這些人主要是希望自己能夠確認，有一種超越我們人類層面的可以但不是人類可以控制的力量存在著，萬事萬物是可以解釋的——如果我們的智力能夠理解其本質的話——這種力量是有目的可言的，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價值。至於是否存在這樣的超越普遍生命的目的先驗的目的存在，這裡拒絕討論，我只說它不是我能夠了解到的，只能存疑而已。
不管宇宙間是否有意義可以被我們發現，意義在其中得以體現的世界只能是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意義被創造出來了，不管這些意義是否有終極性而言，我們也不管是否存在先驗的單一的人生意義，我們先去看看生命中意義是如何被要求並被賦予的。正如西蒙-波娃所說的，“意義的存在是兩可的，它絕非一成不變的，應該說，人生的意義是不斷地爭而後得的。”（大致意思是這樣）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我們為自己創造意義，我們不需要別人或者說是什麼客觀明確的標準來告訴我們什麼是意義，我們也不需要別人或者是什麼標準來決定我們應該如何去創造意義。